古代为什么要讲究重农抑商,它的存在必然有其合理性

古代讲究重农抑商，实为稳固国本、安顿民生之策。

政策的源起与流变

自战国以降，重农抑商渐成国策根基。商鞅变法首倡“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轻农税而重征商税，管制粮贸，限工商之民归田亩。此策虽峻急，然为秦一统奠基，后世效仿不辍。汉承秦制，宋元设专卖坊，明清行海禁，皆循此道。管仲佐齐时亦言：“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畜积不劳则牛马育”，深谙农为邦本之理。两千载间，此策如黄河之水，时缓时急，终成华夏命脉所系。

深层的缘由

民以食为天，仓廪实而知礼节。农事丰歉，直系社稷安危。战国烽烟四起，百姓流离，天灾频仍，田畴荒芜，重农实为救时之急。商贾逐利迅疾，易成巨富，若任其坐大，则国库空虚、民心涣散，甚或威胁皇权。昔有富商囤粮抬价，致饥民揭竿，此乃前车之鉴。故抑商非厌利，实为防患未然。古人观黄河流域沃土，悟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之律，视农为公义，商为私欲。此念深植人心，如《诗经》所咏：“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字字皆农人血汗。

道家亦明此理。吕洞宾曾化身为农夫，于终南山下点化一商贾：“金玉满堂莫之能守，不如深耕一亩田。”商贾顿悟，散财归耕，终得心安。此非抑商，乃导人归于自然之道。张三丰亦云：“丹田如田亩，勤耕则气足；心田若荒芜，万般皆虚妄。”农事近道，淳朴养性，商贾机巧易丧本真。故重农抑商，实为维系伦理，使民风不堕奸诈，如《孟子》所警：“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然此策非无瑕玼。抑商过甚，则技艺滞碍，民智难开。观唐宋海贸之盛，市舶之利曾充国用；明清闭关，反致外患。故治国如调琴弦，过紧则崩，过松则靡。今人回望，当取其安民之核，弃其僵化之壳。农商并举，方为长久之道——此乃历史予吾辈之深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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