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喜欢讲犯人发配到北方而明朝却是南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两种不同的方式

清朝将犯人发配北方而明朝发配南方，实因经济格局变迁、政权根基差异及政治策略之变，非一时之兴也。

经济重心南移与流放地之变

昔者，南宋以前景，华夏膏腴尽在北土，岭南烟瘴弥漫，人迹罕至。《史记》有载：“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朝廷遂以两广、云贵为流放绝地，使罪囚自生自灭，或侥幸存身，则为国垦荒。至明时，南方虽渐富庶，然北疆有蒙古、后金虎视，若遣囚徒于边，恐生肘腋之患。故明廷仍择南陲为放逐之所，如永乐迁都北京，犹留南京为陪都，设官吏监守流人，鞭长可及。

昔张三丰隐武当，尝言：“寒暑磨骨，方见真性。”流人跋涉瘴疠，亦如道者炼心。韩昌黎谪潮州，叹“云横秦岭家何在”，其苦可知。然清兴，天下一统，江南成赋税渊薮，《国史大纲》谓“苏湖熟，天下足”。若发囚南下，反似赐其膏粱，岂非失惩戒之本？

政权根基与政治深谋

明太祖起于淮右布衣，龙兴于南，故视江南为根本。成祖虽北迁，南京六部犹存，流人南徙，可托留守官吏钳制。清室则自关外勃兴，深知白山黑水之酷寒。宁古塔冰封万里，滴水成铁，流囚至此，实为筑城屯粮，备不测之需。清人入关之初，即怀“胡马依北风”之忧，恐汉民驱逐，故竭力经营故土，使流人胼手胝足，筑工事、积仓廪，以固退守之基。

此乃帝王术也：流放非仅罚罪，实为国策之延伸。昔吕洞宾游终南，遇樵夫泣诉流离，叹曰：“世路崎岖，心定则安。”然朝廷岂容罪囚逍遥？清季反清复明之焰炽于南疆，若遣囚至此，恐为逆党所用。故宁古塔冰原，既绝勾连之患，又砺其筋骨，一举两得。

须警醒者，流放之策，映照王朝气运。明廷重南，因根基在彼；清室重北，因退路系焉。史家观之，非独刑罚轻重，实乃天下安危之镜鉴。昔人云：“读史当如观棋，落子无悔。”今人思之，当明治乱兴衰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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