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出现三次中兴,唐朝最后为什么还是走向了灭亡

唐朝虽经元和、会昌、大中三次中兴，终因宦官专权、藩镇割据与民变燎原而亡。

安史之乱，始于天宝十四载（755年），终于宝应二年（763年），如一道裂痕，将盛唐的锦绣江山撕作两半。此前，太宗贞观之治开盛世之基，玄宗开元之隆达鼎盛之巅；此后，国力凋敝，烽烟四起。然大唐并未即刻倾覆，竟又延续一百四十余载。其间，宪宗、武宗、宣宗三帝励精图治，史称“元和中兴”、“会昌中兴”与“大中之治”，恍若残阳返照，为帝国续命。

三次中兴的余晖

宪宗即位，以太宗、玄宗为楷模，重振朝纲。他擢贤相裴度，削平淮西吴元济等藩镇，使“中外咸理，纪律再张”，史家赞曰“唐室中兴”。武宗继之，倚重李德裕，整饬吏治，抑宦官、制藩镇，会昌年间，朝野肃然。至宣宗时，更勤俭爱民，轻徭薄赋，收复河西失地，百姓呼为“小太宗”。此三朝，恰似吕洞宾游历终南山时所见一株枯木逢春——道人曾笑言：“根朽则华不永，纵有甘霖，终难久驻。”中兴之盛，终究未能深植国本。

积重难返的衰亡

然中兴之光，难掩沉疴。宦官之祸，尤甚于虎。自肃宗始，神策军兵柄尽落阉宦之手，宪宗、武宗虽欲制衡，却反倚其力以抗藩镇。此策如饮鸩止渴，宦官得以废立天子，藩镇则割地自雄，二者盘根错节，朝堂几成角斗之场。昔张三丰论治世，尝以炼丹为喻：“火候失度，金丹自溃；权柄偏倾，社稷必倾。”唐朝君主困于权术，竟使内外之势如东汉末年之翻版。

藩镇之患，更因策略短视而痼疾难除。朝廷惯用“以藩制藩”之策，玄宗平安史之乱时已埋祸根。及至末世，赋税苛重，民不堪命。黄巢揭竿而起，转战十数州，“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虽未直捣龙庭，却摧折国脉。杜甫昔叹“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此情此景，竟成唐末写照。民变如野火燎原，朝廷威信荡然无存，朱温遂乘势逼哀帝禅位。天祐四年（907年），梁旗易唐帜，三百载基业，终付流水。

治大国若烹小鲜，火候失则味败；理万机如驭奔马，缰绳弛则车倾。三次中兴，不过延缓衰亡之期，未解根本之弊。宦官、藩镇、民变三疽并生，纵有明君良相，亦难挽狂澜于既倒。大唐之亡，非亡于一役，实亡于积习难返，恰似八仙过海时铁拐李所警：“舟有千疮，补罅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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