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维新成功而清朝戊戌变法失败,根本在于改革之深度与统治结构之异。日本当幕府末年,国势如散沙,三百藩镇割据,天皇虚位,权柄尽归将军。彼时黑船叩关,举国惊觉西洋利器之利,遂决意开国。反观大清,虽甲午战败、马关签约,然朝廷纲纪尚存,八旗铁骑犹能镇压民变,天下表面承平。此等情势,清廷变法不过为维系祖宗基业,不敢触动根本。恰如《道德经》所言:“治大国若烹小鲜”,火候过猛则鱼烂。日本无此桎梏,变革可深;清朝投鼠忌器,维新遂浅。

戊戌变法诏书虽下,然裁撤冗员、废除科举诸策,直刺权贵命脉。守旧派环伺如虎,连西藏新疆割地换银之议,亦成众矢之的。此非谋略之失,实乃根基未固而强求速成。
日本维新之际,天皇本为傀儡,倒幕之后重掌权柄,自然倾力支持新政。朝野上下,西学东渐,兰学之风浸润市井,百姓渐知世界之大。清朝则不然,光绪帝虽有雄心,却困于慈禧太后垂帘。满朝朱紫,半数守旧,君主立宪之议如石投静水,涟漪未起已遭压制。昔张三丰创太极拳,尝谓弟子:“柔能克刚,缓可制急。”维新君子康梁辈,欲以书生之笔一日革千年之制,恰似吕洞宾点石化金之术未成,反遭俗尘所缚——传说纯阳真人曾劝一急进县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然骤雨易崩山岳。”光绪未悟此理,新政百日而夭。
明治天皇亲率群臣习西洋礼乐,工厂铁轨次第兴;清廷变法仅存纸面文章,州县胥吏阳奉阴违。龚自珍诗云:“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然大清天公犹在深宫,何来抖擞?日本如初生之犊,无旧轭之累;清朝似负重老骥,纵有千里志,终困于槽枥之间。
历史之镜,照见兴衰:变革非在条文繁简,而在人心向背、时势顺逆。明治维新顺分裂之势而集权,戊戌变法逆统一之局而求变,成败之机,早在未举事时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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