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纸币只有宋朝的交子吗,其实还有一种纸钞

古代纸币并非只有宋朝的交子，元代所行“中统元宝交钞”亦为一大创制。

铜钱之困与纸钞之兴

金人雄踞北土，与南宋对峙日久，军费浩繁，铜铁匮乏。南宋又严控铜铁出口，商旅更乘机以货易钱，致金国铜钱源源南流。《金史》有载：“商人往往舟运贸易于江淮，钱多入于宋矣。”贞祐三年，金廷遂废铜钱，转而用银、丝与交钞流通。然铁钱难用，交钞轻贱，物价腾踊，终至“专用交钞、银货”。

蒙古崛起漠北，成吉思汗一统诸部，五年后举兵伐金。彼时金国已深陷货币困局，铜钱几近绝迹。蒙军克开封，灭金之后，并未重铸铜钱——盖因游牧之俗本不重微值之币，且铸钱费工耗铜，非其所好。直至中统元年，始效北宋交子之法，发行纸钞，以银为本，颁《元宝交钞体例》，确立银两为价值基准。此举既承金制，亦开新局。

须知，铜钱之废，非一日之寒；纸钞之兴，亦非凭空而来。实乃资源所限、战乱所迫、制度所趋三者交织之果。

赋税征银与道家观变

蒙古既据中原，欲令百姓纳赋，然不循旧制收铜钱，而取银、帛、粟。耶律楚材主政河北，定课税之法：“酒课验实息十取一，杂税三十取一”，岁入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万石。至戊戌年，课银竟增至一百十万两。赋税征银，遂成定制，白银地位由此牢不可固。

世人常言“变则通，通则久”，然变革之难，不在器物，而在人心。农耕之民习用铜钱千年，忽令以银纳税，如逆水行舟。然蒙古以国家之力推行，辅以纸钞信用，终使银钞通行天下。此中道理，恰如《道德经》所云：“治大国若烹小鲜”，火候稍过，则鱼烂；火候不足，则生。货币政策亦如是，须顺时应势，方得其宜。

昔吕洞宾游岳阳，见市井交易纷杂，或以布易米，或以银换盐，喟然叹曰：“世人逐利如蚁聚，不知大道贵简。”今观宋金元之际，币制杂沓，绢帛、白银、铁钱、交钞并行，民不堪其扰。及至元人立交钞、定银本，虽仍有弊，然较前已大为整饬。张三丰尝言：“清静为天下正。”货币之道，亦贵清简统一，方能安民济世。

故知，纸币之设，非独宋人之智，元人继之而广其用。交子启其端，元宝钞成其制，银钞相权，遂为一代之法。后世观之，当知制度之变，常生于困厄之中，而成于识时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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