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明朝时期的六部和尚书和其他朝代不一样

明朝六部尚书之制，迥异前代者，在于其直隶天子、无相统摄，乃君主专制登峰造极之体现。

废相之后：六部直承御旨

明太祖朱元璋以胡惟庸案为由，毅然废除丞相之职，诏曰：“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今罢中书省，升六部，仿《周礼》六官之制，各司其职，悉听命于朕。”自此，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皆直接对皇帝负责，不复有宰相居中调和。此举虽强化皇权，然亦使天子日理万机，几近操劳至死。后世设内阁，实为不得已之补救，然终不敢复相权旧制。

此一变革，非仅制度更张，实乃政治生态之剧变——百官无所依傍，唯上意是从，朝纲虽肃，而人主之智虑有限，终致权阉伺隙而起。

六部如六气，各应四时之序

六部之设，暗合天地四时之理。吏部掌铨选，号“天官”，为六部之首，犹春生万物，定人之进退；户部司财赋户籍，称“地管”，如大地载物，养万民之命；礼部主祭祀、宾贡、科举，应春令之肃穆，《礼记》云：“春荐韭，夏荐麦”，故春官最忙于大典；兵部掌军政，应夏火之烈，古有“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之说，然战事多发于秋高马肥之际，此处名实稍异；刑部执律法，主秋谳，正合“秋后问斩”之古制，《月令》有言：“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戮罪人”；工部营宫室、治河渠，多役于农闲之冬，《诗》曰：“十月涤场，朋酒斯飨”，百姓既毕农事，方可兴大役。

昔吕洞宾尝游金陵，见六部衙门巍峨，叹曰：“人间六曹，恰似天上六丁六甲，各守其位，不得僭越。若有一部妄动，则阴阳失序，国必有忧。”此虽道家寓言，然亦暗喻制度贵在分权制衡，不可偏废。

六部各置尚书一人，侍郎左右副之。其中吏部权重，掌百官进退，人称“天官冢宰”；户部员额最众，盖因天下钱谷、户口、漕运、盐铁，靡不归其综理。然朱元璋犹恐六部权重，特设六科给事中，分隶六部，职在稽查章奏、驳正违失。给事中品秩虽卑，却可封还诏旨、劾奏大臣，所谓“七品小臣，能抗六卿”，诚明代监察之奇制也。

制度之妙，不在繁密，而在得其本。《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六部之设，本为辅君治民，若徒务控驭而忘养民之本，则虽制度森严，亦如张三丰所讥：“机关算尽，不如一念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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