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之所以能毫不犹豫地舍弃性命,并非轻生,而是因其心中有比生命更重的道义、信诺与气节。

春秋战国之际,士人重义轻生,视名节高于性命。《晏子春秋》所载“二桃杀三士”一事,常被后人讥为权谋之术,然细察其心,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三人之死,非因愚忠,实因“士可杀不可辱”之信念深入骨髓。彼时之士,宁以剑自刎,不肯苟活于羞愧之中。此非愚也,乃志有所守,节有所持。
荆轲赴秦,易水送别,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其声悲壮,其志决绝。非不知死之可畏,实因燕太子丹之知遇,如春阳照雪,令其甘以性命相报。此即“士为知己者死”之真义——非为一人之私恩,而为一诺千金之信。
左伯桃与羊角哀之事,尤为感人。二人冒雪赴楚,粮尽于途。左伯桃佯言寻路,实则脱衣卧雪,以命换友之生。后羊角哀得官显达,梦左伯桃受荆轲鬼魂侵扰,遂拔剑自刎,魂助故友。夜半雷震,荆轲墓裂——此事虽涉神异,然其情之真、义之烈,足令千载之下闻者动容。昔张三丰尝言:“修道不在深山,而在方寸之间。”左、羊之交,正是人间至道,胜过丹炉火候。
墨家弟子五百,守约赴死,城已空而诺未废。强敌压境,无一人退避,皆自刎以殉其信。此非愚忠,乃“言必信,行必果”之极致。老子有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盖当人心有所归,生死便不足惧。彼时之人,所求非利禄,而在天地间立一“义”字。
今人常笑古人迂腐,然观今日之世,一语“勿告他人”,转瞬传遍四方;一诺千金,竟成笑谈。非人性变也,乃所重者异耳。古人重道,今人重利;古人以死明志,今人以生逐欲。
司马迁于《报任安书》中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此语如钟,警醒千古。生命诚贵,然若无精神之锚,则如浮萍随波,终归虚妄。吕洞宾曾云:“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铛内煮山川。”性命虽微,若能载道,便重于九鼎。
故知:古人非不重命,实乃以命证道,以死全义。此中境界,非俗眼所能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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