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在上学期间可能已经学过一些历史知识,但是历史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课本范围。历史中有无数精彩的故事,等待我们去挖掘和发现。今天,我为大家搜集了关于清官曾国藩也有自己的小金库 钱都是从哪来的呢的历史知识,赶快来看看吧。
在担任总督期间,曾国藩的衣着风格并不讲究。有赵烈文这样的记载,他第一次见到曾国藩时,曾国藩“所穿着的不过是普通的练帛,冠冕和靴子也旧破不堪”。外国人也对此进行了证实。1863年,戈登在安庆与曾国藩会面,他们惊讶地发现曾国藩“穿着陈旧,衣服皱巴巴的,上面还有油渍的斑斑点点”。
尽管曾国藩的年收入非常可观,但他却很节俭朴素。这可能与他的性格和个人修养有关。他不把时间和金钱花在追求奢华生活上,而是将大部分精力和资源用于扩充军队、发展实力,希望能够维护国家的安宁和稳定。
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不仅是一种权力的象征,也是一种责任和使命。他面临着重重挑战,需要处理各种复杂的内外事务。在这个关键时期,曾国藩以他的智慧和勇气,努力推动着两江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军事建设,为促进大清帝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总督时期,曾国藩的衣着不修边幅。赵烈文说他第一次见到曾国藩时,曾国藩“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这一记载得到了外国人的印证。同治二年(1863),戈登在安庆与曾国藩会面,这些外国人惊讶地发现“曾国藩……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渍……”
不光自己的生活非常简单,他对家人的要求也非常严苛。他家里只有两个女仆,一个是老太太,一个是小姑娘,帮不上什么忙。那么总督府中的日子怎么过活呢?曾国藩要求曾家的女人们,每天都要进行体力劳动。从洗衣做饭腌制小菜,到纺线绣花缝衣做鞋,都要亲力亲为。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剿捻回任再督两江后,为家中女人们制了个工作日程表:“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巳午刻(早9点到中午1点),纺花或绩麻,衣事。中饭后,做针黹刺绣之类,细工。酉刻(傍晚5~7点),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粗工。”从早到晚,基本上不得休息。如此辛苦的总督府家眷,恐怕大清天下找不到第二家了。
成为地方大吏,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礼品。一旦升官,任何一位前来谒见的下属,都不会空手而来。身在官场,从始至终片礼不沾是不可能的。如此“不近人情”,不符合曾国藩“和光同尘”的作风,也不利于他在某些情况下与下属建立基本的情感联系。所以在实在拒绝不了的情况下,他会从下属送来的礼物中挑一两样价值最轻的。
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初九,湘军名将鲍超亲赴安庆,一为商量军务,二为给曾国藩贺寿。鲍超的军队向以能战、能抢闻名,因此他既是一个粗人,也是一个富人。其他部下不敢给曾国藩送礼,鲍超却不管这一套,他一共带来十六包礼物,其中许多珍贵的珠宝古玩之类。曾国藩览之而笑,从中挑了一件收下,其他都送还鲍超。收了一件什么呢?一顶小帽。曾国藩在日记中这样记载:“鲍春霆来,带礼物十六包,以余生日也。多珍贵之件,将受小帽一顶,余则全璧耳。”鲍超对此也无可奈何,只好又带了十六包东西回去了。
曾国藩还收过美籍华人容闳“报效”的礼物。同治四年(1865),容闳从美国采购机器回到中国。两年前他受曾国藩委托,以“出洋委员”身份,携六万八千两白银出洋采购机器,开启了洋务运动之先声。机器运抵上海之后,他赴南京向曾国藩汇报工作。此时曾国藩已经离开南京,北上剿捻。曾国藩知道,按中国官场惯例,容闳一定会向他致送礼物,因为曾国藩给他的是一个“肥缺”。所以曾国藩特意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嘱咐说:“容闳所送等件如在二十金以内,既可收留,多则璧还为是。”由此可见,这个时候的曾国藩收受礼品,有一条默认的“价格线”。至于容闳所送的是什么,价值多少,没有留下记载。
两江总督本是天下最“肥”之“缺”,曾国藩的前任们因此手笔都比较丰阔。曾国藩既袭此任,在许多方面也不得不萧规曹随。
联络京官,是地方大吏必不可少的动作。曾国藩做京官多年,深知每年冬天那笔炭敬对京官们来说意义何等重大。曾国藩致送的对象,主要是湖南籍的京官。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他在给曾国潢的信中说:“同乡京官,今冬炭敬犹须照常馈送。”这笔钱,每年至少数千两。
除了炭敬,另一笔比较大的花销是程仪。如前所述,迎来送往是官场上的重任。有人出差路过,他除了请人吃饭,还要给他一百两银子的程仪。
至于“别敬”,则频率较低,只有在地方官需要进京时才发生。同治七年(1868)七月二十日,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这一年十二月他抵达北京,在北京过完年后出都赴保定就任。在出发之前,曾国藩身上带了一张可以兑换二万两现银的银票。为什么要带这么多钱呢?主要就是为了给京官们送“别敬”。多年没有入京,那些在穷京官生活中挣扎的故友新朋们盼他如望云霓,他的别敬当然不可能过少。他在日记中多次记载“核别敬单”,“定别仪码”,“定分送各单”,可见这件事他是多么在意。在给儿子的信中,他说:“余送别敬一万四千馀金,三江两湖五省全送,但不厚耳。”总共送了一万四千两,他仍然认为不厚。
除去人情往来,官场上的“潜规则”更需要大笔银子。同治七年,捻军被消灭,天下大致平定,太平天国战争军费报销提上了议事日程。报销就要不可避免地遇到“部费”问题。
四十万之巨,无论如何是不能答应的。怎么办呢?只有继续公关。曾国藩命江宁(南京)布政使李宗羲托人,李又托了一个人出面和户部书吏接洽,做了大量工作,讨价还价的结果是给八万两,显然书吏做了极大让步。
恰好在这时,中枢的批复到了。出于对他们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的卓越功勋,皇帝(实际是太后)同意他们免于报销,曾国藩对此感激涕零,说他对此“感激次骨,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按理说,皇帝发了话,这八万两就可以省下了。不过,曾国藩却说,这说好的八万两银子“部费”还是照给。因为阎王好见小鬼难搪,毕竟以后他还需要和户部打交道。
曾国藩在自己的财政司中建有一个“小金库”。我们说过,总督的平均陋规收入一年会有十八万两。那么曾国藩不许下属给他送贵重礼物,不收现金,这样就少了一大块。此外,他还不收各州县送的陋规。但是盐运司送的“缉私经费”,上海海关、淮北海关等几个海关送的“公费”,就是曾国藩这个“小金库”的金钱来源。因为这些单位,是有钱单位,你不收,他们也发作福利了。
小金库的用途,则主要供曾国藩官场应酬打点之用。曾国藩同治七年底进京,一路路费和生活费,在京中送礼所用,再加上带到直隶总督府的两千两零花钱,全系“小金库”中的钱,并没有动用自己的“养廉银”。曾国藩的养廉银则存放在布政使衙门,主要供自己家庭开支所用。
在曾国藩北上就任直隶总督之际,“后路粮台”的“小金库”共存了三万两左右。如前所述,这三万两小金库在北京只花掉了两万,还剩下一万怎么办呢?按官场惯例,这一万多,曾国藩完全可以携归家里。不过他却不想这样做。在同治七年十一月初八的信中,曾国藩对纪泽说:“其下余若干(尔临北上时查明确数)姑存台中,将来如实窘迫,亦可取用。否则散去可也(凡散财最忌有名)。”就是说,家里实在需要花钱,可以用一些。否则,临全家北上时,想办法捐掉。曾国藩要求“散掉”时不可为人所知,“凡散财最忌有名”,这是因为“一有名便有许多窒碍”。他还说:“余生平以享大名为忧,若清廉之名,尤恐折福也。”
这是解读曾国藩为官风格最关键的两句话。一方面,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清官。他的“清”货真价实,问心无愧。在现存资料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但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接受官场潜规则,包容那些丑陋的官场生存者。如果给清官分类的话,曾国藩应该归入“非典型类清官”。也就是说,内清而外浊,内方而外圆,只要清官之实,不要清官之名。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曾国藩的志向,不是“当清官”,而是“做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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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为何会那么惨不忍睹?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由于当年清政府统治者的妄自尊大和腐败无能。
清朝统治的早年间,的确算得上是天朝上国,实力之强悍,附近各国无人敢惹,甚至还一度出现了康乾盛世的盛况。
不过,清朝的康乾盛世,更像是封建统治覆灭之前的回光返照,在盛世的光芒之下,潜藏的弊病丛生,在乾隆之后,彻底爆发。
可惜,清朝统治者仍然不自知,还以为自己仍然是世界的中心,却在封锁国家的情况下,不知晓国外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工业革命,被西方各国成功弯道超车,且一下就把当年的老大哥甩到了最底端。
鸦片战争后,中国统治者强行封锁的国门被羞耻地扒开。其实,一开始英国并不敢打清朝,毕竟当年老大哥的形象一直深入人心,生怕一个不小心被按在地上爆锤。
只是让他们也没想到的是,这场战争竟然会如此轻松,轻松到他们几乎是在打原始人,轻松到几乎没有人员伤亡。至此开始,西方列强们如同是疯了一般,开始在当年的老大哥身上疯狂索取,残忍程度令人发指。
清政府晚年为何会那么不堪一击呢?其实说白了就是太穷了。与我们所看到的表象不同的是,晚清时期,除了皇室一族,整个国家都是一副破败的惨相,经济差到无可救药,老百姓更是过着吃了这顿没下顿的苦日子。就连衣服方面,稍微富足点的,都只能勉强蔽体。
事实上,不只是老百姓过着这般苦日子,就连当时的满朝文武,相比于以前,日子过得都是非常可怜,穷到我们现在根本无法想象的地步。
本文就从晚清重臣曾国藩的工资为切入口,一起进入晚清世界,来了解当年的清朝究竟穷得有多荒唐。
根据史书记载,在曾国藩还是官至七品的时候,他一年的工资是45两白银,加上一些国家福利和年终奖,算下来,总共可到一百多两银子。
可能有人会说,这钱也不少啊,毕竟是白银,白银比现在的钱可贵多了。
的确,白银很值钱,但是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值钱。按照清朝时期的汇率,一两白银等于两百元人民币,那么一百多两其实也才两万多人民币。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一年工资两万多,等于一个月的工资连三千都不到。尽管当时的钱比现在的购买力强得多,但是我们得明白,这是国家重臣的年薪,相比于他的先辈们,实在是少得可怜
曾国藩已经是如此了,可想而知更底下的小官,一年的工资才多少。
而这种连官员的工资都无法保证基本生活的情况,更是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恶性循环——官员没钱,便剥削老百姓;老百姓没钱,吃不饱便无法进行有效的劳动,导致国家的生产力极其低下,造成政府没钱;最后政府没钱,官员工资就少,官员想赚钱,便继续剥削老百姓。
晚清时期,像曾国藩这种清官可不多,何止是不多,几乎只有寥寥数人。整个清朝政府,腐败贪污已经是深入骨髓的现象,根本无法根治。
不过,有一个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问题,与清朝社会非常穷的现象不匹配的是,清朝政府每年的税收可一点都不少。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时期的税收,有4亿之多,相比于明朝那各种计算下来才2000多万两的税收,多了可不是一点两点。
对比清朝康乾盛世时期,清朝晚期的税收也依然能够傲然挺胸——乾隆时期一年是4000多万,仍然是不够看的。
而清朝晚期之所以还会那么穷,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外国列强疯狂剥夺;二,皇室家族开销巨大,慈禧死后的陪葬品,相当于盛世时期两年多的收入。
可见,这一切,还是"得益"于清政府的腐败统治。
曾国藩故居富厚堂是湖南省内极为少见的规模较大、保存完好的古建筑。关于富厚堂的规模,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人认为以曾国藩的地位,建这么一栋房子,实在太寒碜了。另一种人则认为,富厚堂太过富丽堂皇,肯定吸食了不少民脂民膏,怪不得晚清农民要造反。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哪种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曾家为建富厚堂所花费的银两,曾国藩有明确记载,其主体建筑的花费为七千串。按照当时的银钱比例换算,七千串大致相当于三千五百两银子。
三千五百两银子是个什么概念呢?对于老百姓来说,三千五百两银子绝对是一笔巨款。三千五百两银子在当时可买到十多万斤米,这些米足够几百人一年的粮食需要。很显然,只有土豪家庭,才能拿出这么多银子,而一般的农民家庭,能有几十两存银,就算小康了,不可能兴建大的房子,能有土墙瓦房住就不错了。对于农民来说,富厚堂确实是奢侈品。
但是,对于曾国藩来说,三千五百两银子意味着什么呢?当时,曾国藩一年的养廉银就有几万两,三千五百两银子只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不到。拿一个月工资盖房,肯定算不上奢侈。
北京恭王府原来的主人和与曾国藩地位相当。两所宅子都去过的人肯定知道,恭王府的规模与富厚堂比起来,不知道大了多少倍,那才是真正的大兴土木。所以说,曾国藩建富厚堂,是符合他的身份的,算不上寒碜,也谈不上奢侈。
可贵的是,曾国藩在得知家里花了七千串建房后,在日记中表示了自己的担心:“知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钱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浩费如此,深为骇叹!余生平以起屋买田为仕宦之恶习,誓不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颜见人!平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可羞孰甚!”
在家族奢侈风气刚刚露出苗头的时候,曾国藩就及时将这一股歪风刹住了!这才是大圣人的风范!试想我们现代人如果处在曾国藩的地位上,能有几个人做到他那样的清廉节俭?所以说,面对这样的事情,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非议古人,而是反躬自省,从一餐饭、一件衣服做起,断绝奢侈,这才是我们学习历史的真正目的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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