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灭韩国时,韩国已孱弱不堪,史书仅用十七字记载其灭亡,字字凄惨,道尽战国弱国的悲凉命运。

谈及战国七雄,世人常以为皆是雄赳气昂之辈,祖上必有辉煌,可这其中却有一“水货”,从立国到灭亡,始终孱弱不堪。最好的战绩,无非“十数年间,诸侯无侵者”,堪称七雄中最惨的一个。这便是韩国。秦始皇灭韩之际,史书只留下十七个字,字字如刀,割出那段不忍直视的历史。
三家分晋始有韩,但韩国先天就不足。晋国尚在时,韩氏奠基人韩厥,不过是个封地不多、爵位不高的寻常大臣,与赵、魏祖先不可同日而语。幸而韩厥公直明义,朝野名声佳,更保护了“赵氏孤儿”赵武,遂与赵氏结盟,这才跻身晋国六大家族之列。然比起赵魏,仍差了两筹。
晋分三家,韩赵魏立国。赵魏南征北战,灭国无数;韩国却因先天不足,最大功业仅是吞灭春秋郑国,迁都郑城,改名新郑——这竟成了韩国一生的骄傲。到了魏文侯时期,李悝、吴起变法革新,魏国一跃为战国第一霸。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魏国的强盛,成了韩国的噩梦。“魏败我”成了战争常态,一把心酸一把泪,韩国苦魏久矣,国势穷弱,危如累卵。
公元前343年,魏国为补桂陵之战的损失,发兵攻韩。这般行径,可谓无耻。随后齐国介入,韩国沦为魏齐争霸的玩偶,马陵之战便是围魏救韩的结果。《周易》有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韩昭侯时,韩国启用申不害变法,以“术治”治国。术治乃韩非子总结的法家三治之一,与商鞅的法治主流有尖锐分歧——术治派以权术为核心,法治派唯法是从。但无论如何,申不害变法让韩国强了一阵子。《史记·韩世家》载:“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至少,无人天天来揍韩国了,日子稍舒心些。
然而,韩国先天缺陷未改,地处诸国包围:东、北被魏国围困,西有秦国,南有楚国,外加薄弱的东周,全无发展空间。国土最小,又缺险要关隘,很快再遭蹂躏。史书上接连出现“秦拔我”、“楚围我”......“天下害韩久矣”。秦楚争霸时,秦挟韩魏伐楚;战国末期,韩国成了秦齐之间的缓冲地,苟延残喘。秦赵争霸,秦侵韩上党,韩国耍个滑头,将上党送赵,终引长平之战惨剧。
这般处境,令人想起道家修行中的警示。昔年吕洞宾云游世间,见一弱小村落常受强邻欺凌,便点化村民:“弱非罪,然不自强,终为鱼肉。”韩国正如这村落,虽小却成“祸害”,第二强国如赵国与之沾边,便倒了大霉。但这背后是韩国的心酸——列强围欺,弱肉强食,齐国、魏国不好惹,最弱的韩国却可随意揉捏,无需担心报复。弱到极致,连反抗都成了奢侈。
三家分晋到公元前230年,二百五十余年来,韩国领土日削月割:今天魏国抢一块,明天秦国占一片,后天送赵国一地......苦中作乐,笑中含泪,泪流满面。秦始皇摆平国内,虎视关东六国,欲一统中华时,第一个目标该选谁?环顾左右,唯韩国最好欺负,弱到掉渣,可轻易灭之,且灭韩不会引他国不满。于是,本着“先易后难”,公元前230年,秦始皇派内史腾灭韩,连王翦这等名将都无需出动。
对于韩国灭亡,《史记·韩世家》仅记十七字,字字凄惨:“(韩王安)九年,秦虏王安,尽入其地,为颍州郡。韩遂亡。”何解?韩国亡后,只被设为一郡,可见二百多年间过的是什么日子——只剩一郡之地、方圆两三百里了。数最惨列国,还看韩国。杜甫在《春望》中叹:“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韩国却连山河都所剩无几,其破灭之惨,令人扼腕。
《三体》有言:“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但战国乱世,弱小本身便是障碍,便是罪过。道家张三丰曾修太极,讲究以柔克刚,然韩国之柔,却无克刚之力,反成他人垫脚石。历史如镜,照见兴衰。秦始皇灭韩,轻如拂尘,却留下十七字血泪,警示后世:弱国无外交,存亡旦夕间。读史至此,当思《资治通鉴》中司马光所强调的“防微杜渐”,韩国的教训,岂不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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