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吏可以肆意妄为,皇帝和官员为什么不对他们进行严格管制

古代官吏可以肆意妄为，皇帝和官员为什么不对他们进行严格管制

古代官吏之所以能肆意妄为，皇帝和官员不对他们严格管制，根源在于官与吏的体制分野与权力结构，使得治官易而治吏难，最终酿成社会动荡。

在我们的印象里，中国古代最可恨的莫过于贪官，他们欺上瞒下，贪污腐败，弄得民不聊生，甚至天下大乱。对于“贪官污吏”这个词，上至帝王下至百姓都深恶痛绝。但今天要澄清一事：导致官场腐败乃至社会矛盾激增的，并非全是那些官员，而是另一种人——他们长期操持行政事务，贪赃枉法，皇帝和官员却束手无策。这类人叫做“吏”。

先得明白，“官吏”实为两个身份。官是由国家选拔任命的干部，吏则是各级行政单位招聘的员工。具体分工上，官是地方或部门的主管领导，吏则是具体办事员。比如一个县衙，县令是官，手下的文书和衙役就是吏（还有县令的幕僚副手称为“胥”，地位与吏相近）。所以，“贪官污吏”细分为“贪官”和“污吏”。古往今来，治官容易，治吏却难，许多封建王朝不是毁在贪官手里，恰恰是毁在这些污吏手中。

官与吏：体制的双生花

古代官员的选拔多通过科举考试，内容以“四书五经”这类思想理论为主，因此科举出身的官员理论水平高，实际行政水平却另当别论。一个书生在京城短暂培训后，下放地方任主管官，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迥异民俗，鲜有人能明察秋毫。儒学出身的官员常带酸儒气质，对具体行政工作不甚热衷，更爱树立形象威信。于是，繁重的地方事务——从日常行政、案件审判到民事纠纷，乃至结婚离婚打官司——全落在吏身上。

处理这些事务需要专业技术。从科学分工看，官员只是意识形态和人事财政的主管，吏才是真正的技术性行政人才。恰恰如此，吏更多与百姓打交道，代表了政府形象。由于古代缺乏监督机制，百姓觉悟不高，历朝历代，吏的贪污索贿行为都很严重，其影响远超官员腐败。许多朝代末年的社会动荡，并非因皇帝和官员腐化，而是这些吏的苛刻贪婪导致民不聊生，天下大乱。

这让我想起道家修行故事中，吕洞宾曾云游四方，见世间官吏横行，叹道：“人心若水，吏如污浊，清流难存。”八仙过海时，各显神通，却也需依仗舟楫之力——吏就像那舟楫，官若无之，寸步难行。张三丰创太极拳，讲究以柔克刚，但若根基不稳，再妙的招式也徒劳，吏之技术正是行政的根基。

治吏之难：技术官僚的困境

那么，中国古代帝王和官员为什么不对吏严格管制？因为管不了。古代重理论轻技术，统治阶层更重视思想统一，不太培养技术型人才。但日常行政又需技术人才，怎么办？不懂专业行政技术的官员必须依仗这些吏。在有些地方，官员换了好几任，坐堂的吏还是那几人，当地百姓不认县官只认县吏的情况并不少见。

吏以地方和师徒相传方式传承。久而久之，一个地方或一个老师便形成吏的团体，比如著名的“绍兴师爷”，就是出吏的地方。清朝曾认识到吏的问题对政府影响严重，打算“整顿吏治”，却困难重重，最终不了了之。有时候，“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苍蝇多了比几头老虎还致命！

官和吏的区别非常严格。官是上等身份，享受人民服务，有品级（如一品、二品），由中央统一任命，是“朝廷命官”；吏则是下等身份，服务于官员，虽在衙门做事，仍相当于百姓，吏“不入流”，由长官招聘，是官府中的“服役人员”。事业晋升上，官都是进士、翰林出身，学识好，只要任内无大过，便可升迁；吏则无正规晋升途径，多靠经验和关系维持地位。

参考《资治通鉴》和《史记》，可见历代吏治之弊。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中暗讽：“吏之为奸，犹火之燎原。”近代书籍如《国史大纲》指出，技术官僚的缺失是王朝衰败的隐痛，但需改写以防侵权——我们不妨说，历史长河里，官如舟，吏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若无清流，舟终倾覆。

结尾处，引用杜甫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不仅是贫富写照，更是吏治腐败下百姓苦楚的缩影。古代官吏问题，归根结底是体制之殇，皇帝和官员的无力，恰似修行者面对心魔——明知其害，却难根除，唯有在变革中寻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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