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龙袍并非皇帝专属,还有三种人能在特定情况下穿着:一是起义军首领,二是篡位权臣,三是太上皇。

王朝末年,民生凋敝,往往激起农民起义。这些起义军一旦势大,首领便生帝王之念,早早龙袍加身,过把皇帝瘾。元末南方义军纷起,不少首领自封皇帝;明末李自成、张献忠之流,亦是如此。他们穿龙袍,实是铤而走险,若失败,便是杀身之祸。正如道家故事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变革之际,人人皆想跃龙门,但终究是镜花水月。李白有诗云:“‘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权力之争,从来血雨腥风。
皇权旁落时,权臣便起篡位之心。历史上,王莽篡汉,赵匡胤黄袍加身,皆是例证。这些人得位不正,却理所当然穿起龙袍,以示权威。赵匡胤陈桥兵变,《宋史》载其“受禅即位,改元建隆”,正是权谋之变。道家修行中,吕洞宾曾点化世人:“‘功名富贵如浮云,何苦执迷不悟?’”然而,权力诱惑太大,多少人前仆后继。苏轼在《赤壁赋》中写道:“‘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提醒世人,僭越之路,终是虚幻。
唯一光明正大穿龙袍者,莫过于太上皇。皇帝退位后,如宋徽宗传位太子,自己游山玩水;或如李渊被李世民所逼,退居太上皇。虽失实权,但名分犹在,儿子岂敢不让父皇穿龙袍?这家人之礼,亦显皇权温情一面。道家张三丰曾云:“‘无为而治,方得自在。’”太上皇穿龙袍,恰是权力过渡后的余晖。
总结而言,前两种人穿龙袍,皆是冒险之举,成败系于一线;唯有太上皇,能安然享受此殊荣。历史如镜,照见人性贪婪与无奈。
常有人问,包拯为何能穿龙袍?实则大谬。古代龙纹为皇帝专属,官员绝不可僭越。包拯官至龙图阁大学士,所穿乃是蟒袍,非龙袍。龙与蟒,形似而质异:龙五爪,蟒四爪;龙为帝用,蟒赐臣子。明代《舆服志》记载,嘉靖帝曾误认飞鱼服为蟒袍,可见混淆之易。包拯之袍,正是赐服蟒纹,后人误认而已。如《史记》言:“‘法度森严,不可逾越。’”宋代赵匡胤定规,明黄色与龙纹独属天子,包拯岂敢破例?此问,本不成立。
纵观历史,龙袍之穿,既是权力象征,亦是风险所在。道家故事中,八仙超脱尘世,不慕荣华;而世人却争相披龙袍,上演一出出悲喜剧。读史明智,当知分寸,方得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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