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理政三王指爱新觉罗·尼堪、爱新觉罗·博洛、爱新觉罗·满达海,他们因牵连多尔衮案而被清算,最终未能善终。

顺治七年,摄政王多尔衮薨逝,年仅十三的顺治帝方得亲政。然朝局未稳,亟需倚重宗亲。顺治帝择取三位堂兄:努尔哈赤长子褚英之孙尼堪、第七子阿巴泰之孙博洛、次子代善之孙满达海。三人皆曾助其继位,且皆为清军入关后屡建战功的勋贵,年长者亦仅比顺治长十八岁。此举非为仓促,实乃权谋之深思——舍父辈而取同辈,以制衡其势,如《资治通鉴》所言:“制权者,必先制其人。”
昔者张三丰曾语:“功成不退,吾恐其殆。”顺治帝初掌大权,尝观《道德经》“反者道之动”,知权势如潮汐,故先借三王之力理政,待己势渐固,方谋后图。顺治九年,十五岁的天子已笼络心腹,三王相继薨逝,虽死因各异,然年寿相近,暗藏玄机。
顺治十六年,世职承袭制颁行,三王之罪忽显。盖其早年惧户部尚书谭泰(附多尔衮)而包庇其罪,顺治帝久匿不问,非因宽仁,实因时局未至。多尔衮之案,顺治帝早欲清算,然其党羽盘根错节,如《史记》载“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故先以三王为饵,待其身后,方行雷霆之罚。
多尔衮权倾朝野七年,顺治帝受制如困笼中。待其薨逝,帝即削其爵、掘坟鞭尸,然党羽余势未消。三王虽助帝夺权,终因附逆而为祸源。顺治十六年,世职制一出,三王爵位即成“烫手山芋”,帝遂以“惧谭泰而纵罪”为由,削满达海、博洛王爵,仅尼堪因战死留爵。此非暴虐,实为权术之必然——如吕洞宾点化刘操:“权势若浮云,聚散皆无常。”
昔人论兴亡,有诗曰:“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三王之陨,正合此理。顺治帝以清算为戒,警示后世:权谋如棋,落子需慎。三王功在社稷,却困于多尔衮余毒,终成政治祭品。顺治十六年之变,非为私怨,实因皇权之困局——盛极必衰,盛衰岂无凭?
后世观之,顺治帝之策,实为皇权集中的必经之途。然三王身死名裂,亦为警钟:权势若不归于正道,纵有赫赫战功,终难逃“功成身退”的天道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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