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小力弱的北汉，后周和北宋为何都灭不掉

北汉之所以能在后周与北宋的夹缝中苟延残喘近三十年，全仗着河东这块沙陀铁骑的龙兴之地做根基，再加上契丹这把“保护伞”，才让太原城成了两代英主啃不下的硬骨头。

借力打力，屈辱中的生存智慧

话说公元951年，后汉大将郭威黄袍加身，这消息传到太原，河东节度使刘崇那是气得七窍生烟。他是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弟弟，眼瞅着自家的江山被旁人夺了去，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偏偏屋漏偏逢连夜雨，儿子刘赟也被郭威所害。国仇家恨集于一身，刘崇便在太原称帝，依旧沿用“汉”的国号，这便是历史上的北汉。

但这北汉实在局促，仅仅占据十三个州，户口不过三万五千余，能调动的兵力也才三四万人。反观后周，正如日中天。刘崇心里清楚，硬碰硬那是鸡蛋碰石头，便想出一招“以重币求援于契丹，仍称侄以事之”。这虽是屈辱之举，却也是无奈之策。这就好比道家故事里讲的，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当年吕洞宾云游四方，遇险时尚知隐忍待机，何况是一国之君？有了契丹这位“干爹”撑腰，刘崇底气足了，便频频向后周用兵，可惜屡战屡败。

到了954年，郭威病逝，刘崇闻讯大喜，以为机会来了，便联合契丹五万骑兵南下。谁知后周新皇帝柴荣更是个狠角色，高平一战，北汉军被打得丢盔弃甲，刘崇仅带着百余骑兵狼狈逃回太原。柴荣乘胜追击，直抵太原城下，围攻两个多月。眼看城池将破，契丹援军又在石岭关击败了后周大将史超，柴荣只得撤兵。刘崇经此一役，忧愤成疾，不久便撒手人寰。其子刘钧继位，为了生存，更是向辽穆宗称“男”，甘当“儿皇帝”。这其中的辛酸与无奈，正如《道德经》所言：“曲则全，枉则直”，在乱世之中，能保全社稷或许比一时的面子更为重要。

根深蒂固，沙陀铁骑的最后堡垒

北汉之所以难灭，除了契丹的援助，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其根基。要知道，北汉的建立者刘知远乃是沙陀人，这一脉从李克用起，经李存勖、李嗣源，到石敬瑭、刘知远，盘踞河东多年。河东，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地形险要，“襟带河汾，表里山河”，是沙陀军事集团的大本营。灭北汉，实际上是要彻底拔除这棵盘根错节的老树。

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大宋。北汉试图勾结李筠叛乱，结果被赵匡胤迅速平定。此后赵匡胤奉行“先南后北”策略，暂时放过了北汉。直到968年北汉内乱，赵匡胤亲率大军北伐。宋军引汾河水灌晋阳城，大水冲破南城，眼看就要攻入，谁知“一堆柴草漂浮到了城池缺口，将缺口堵塞”，宋军只能望城兴叹。这或许正如古人所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加上军中疫病流行，辽军又切断后路，赵匡胤只得无奈退兵。

这一拖，便拖到了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亲率二十万大军，分四路围攻太原。这一次，宋军在石岭关大破辽国援军，断了北汉最后的念想。没有了“干爹”的庇护，北汉这座孤城终于坚持不住，宣告灭亡。五代十国的乱世，至此才算真正画上了句号。回首这段历史，不禁让人感叹，所谓强弱，不过是一时之势，唯有审时度势，方能立于不败之地，这其中的道理，值得后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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