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时期的货币就是贝壳,人们为何不去海边捡贝壳暴富

商朝以贝为币，非因海边贝壳易得，而是因其稀少、精美，且彼时冶炼金银之术未精，贝壳便成了天赐的“硬通货”。

中国历史文化五千年绵延不绝，早先的人类并无“钱”的概念，更无货币之说。彼时人们以物易物，交换所需，而最早的货币载体，并非后世所重的金银，而是今日看来不起眼的贝壳。贝壳的出现，让人类首次有了“一般等价物”的概念，成了外出交易的主要媒介。甚至到了明朝，偏远地区仍有以贝壳为币的习俗。这并非中国独有，放眼世界早期文明，以贝为币者亦不在少数。

贝币的诞生：商朝为何选中贝壳？

中国使用贝壳作为货币，历史极早，商朝时贝币已全国通行。何以贝壳能担此任？原因有二。其一，贝壳本身稀有且色泽光亮，天然带有一种“珍贵”的属性；其二，商朝虽以青铜鼎闻名于世，但彼时冶炼金银的技术尚不成熟，金银难以大规模获取，反是贝壳，成了当时最易得且具共识的“贵重物品”。《尚书·盘庚》中已有“贝玉”之载，足见其在商朝社会的重要地位。

商朝的贝币，被称为“海贝”，天然贝之外，尚有玉贝、石贝乃至青铜铸造的“铜贝”——毕竟商朝是青铜文明的鼎盛时期，技术足以模仿天然贝的形态。有趣的是，贝壳在成为货币前，本就是原始部落的装饰品，如同今日的金银珠宝，兼具审美与价值双重属性。商朝中期，贝币价值极高，若得商王赏赐贝币，那是无上的荣耀，比后世获赐金银更令人瞩目。

道家修行讲究“取法自然”，万物皆有其道。传说张三丰少年时入武当山，曾于溪流中拾得一枚古贝，色泽暗沉却自有光华。老道长告诉他：“此贝生于深海，历经千年浪涛方得上岸，又被岁月打磨，方有此灵性。世间万物，皆需经此磨砺，方显珍贵。”张三丰顿悟，由此知“贝”之贵，不在其形，而在其“难”——恰如修道，非经千般磨砺，不能得道成真。贝币的珍贵，亦在“难获”二字。

海边捡贝难：古代的“暴富”为何行不通？

今人观海，贝类俯拾皆是，难免疑惑：既然贝壳是货币，古人为何不往海边捡贝，岂非轻松暴富？这想法，放在今日看似理所当然，放在三四千年前，却无异于痴人说梦。

首先，交通是天堑。彼时中原与海岸之间，隔着崇山峻岭与广袤平原，寻常农户“安土重迁”，终其一生或许未见大海。若有人心生捡贝之念，一路风霜雨雪，盗匪出没，未到海边便已九死一生。即便到了海边，茫茫海滩，看似贝壳无数，但真正符合货币标准的“货贝”——色泽均匀、无残缺、大小适中者，其实亦不多见。更不必说，打捞上来后还需穿孔打磨，方能便于携带，这又是一番功夫。

其次，运输成本高得惊人。即便有人从海边捡得大量贝壳，要运至中原腹地，需靠人力或畜力，翻山越岭，耗时数月。沿途损耗、盗劫、税赋，层层盘剥，待到内陆时，成本早已翻了几番。于是便有专门的“贝商”垄断贸易，他们从海边低价收购，再运至内地高价卖出，普通捡贝者哪里能讨到便宜？所谓“暴富”，不过是镜花水月。

吕洞宾成道前，曾于东海之滨遇一渔夫，终日拾贝为生，却常因贝商压价而愁苦。吕洞宾点化他：“子拾贝于岸，贝商取利于途，皆因‘贝’不在海，而在‘心’。若安守本分，勤耕织布，反比逐浪拾贝安稳。”渔夫听罢，弃贝而归，竟得安生。这故事虽是传说，却道破了天机：世间从无轻易的“暴富”，任何价值的获取，都需与之匹配的努力与机缘。

随着文明进步，冶炼技术日臻成熟，金银逐渐取代贝壳，成为主要货币。贝壳则慢慢褪去货币的外衣，重归装饰品的本真。从以物易物到贝币流通，再到金银称雄，货币的演变，恰是人类文明从蒙昧到开化的缩影。苏轼在《赤壁赋》中写道：“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贝壳的价值虽随时代变迁而消长，但其中蕴含的人类智慧，却如江水般，永远流淌在历史的长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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