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一般都养哪一种类型的宠物,朱瞻基养蟋蟀,雍正喜西洋犬

古人养宠物，非今人独有，从春秋卫君之鹤、明宣宗之蟋蟀，至清雍正之西洋犬，各朝风尚皆映照世道人心。养宠物之趣，实为时代精神的缩影。

鹤税亡国：卫懿公的荒唐教训

春秋时，卫懿公嗜鹤如命，宫中白羽翻飞，竟令百官侧目。他征“鹤税”以充豢养之资，民怨如沸水将溢。敌军压境，将士愤然道：“君爱鹤，鹤可战乎？”懿公竟真驱鹤上阵，羽翼蔽日却不堪一击，终致国破被俘。此等昏聩，恰似《资治通鉴》所警：“玩物丧志，国之大患。”

昔年吕洞宾云游至泰山，见双鹤栖松鸣唳，忽有所悟。他驻足吟道：“鹤驭云霞心自远，何须金笼锁清秋？”盖因鹤本仙禽，通天地灵气，懿公以玩物视之，岂非背道而驰？道家向重自然之性，张三丰亦常言：“养物先养心，心浊则物戾。”卫君不知此理，终酿大祸。

蟋蟀与西洋犬：帝王的雅癖映世风

唐代国威远播，长安城内万国珍兽汇聚。拂菻犬能衔烛取履，西域狮马雄姿赳赳，南方鹦鹉学舌成趣。文人雅士亦不落俗，李白闻黄山白鹅灵性通人，竟以白玉相易，赋诗云：“请以双白璧，买君双白鹅。白鹅久不管，何况得鹅多？”此等风雅，实乃盛世气象。

及至明代，宣宗朱瞻基痴迷斗蟋蟀，宫中“促织”声日夜不绝。太后怒碎其盆，帝仍暗中畜养。州县官吏为献佳虫，竟令农夫荒田捕蟀，民谣哀叹：“蟋蟀盆中鸣，田畴禾黍空。”此风一开，玩物丧志之弊，较卫懿公尤甚。

雍正帝以严苛著称，却对西洋犬宠爱有加。命画师精绘犬像，亲察“犬衣”钮扣松紧，稍有差池，仆从即受严惩。此等反差，恰如张岱《陶庵梦忆》所讽：“冷面能温犬，慈心只向毛。”然细究其源，初唐尚武，猎鹰走犬皆为实用；安史乱后，国势日颓，小犬娇禽遂成精神寄托。太史公早有洞见：“察其所安，人情之表也。”宠物之变，实乃世风流转的无声证词。

回望千年，养宠物非仅闲情逸致，实为社会肌理的显微镜。卫君亡国于鹤，宣宗扰民于蟀，雍正溺爱于犬，皆因失却“中和”之道。南华真人曰：“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物性自然，岂容强夺？今人观古，当思：宠物之养，贵在敬其天性，而非役其为玩。若一味纵欲，纵有吕洞宾点化仙禽之术，亦难挽倾颓之势。世风清浊，尽在俯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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