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未能毁掉李世民的形象,根源在于古代对皇帝的评判标准更重功业成就而非个人私德。

在中国传统中,我们常以“好人”或“坏人”来简单界定一个人,这背后是儒家文化对道德品行的强调。仁义礼信、忠孝节悌,这些准则如同尺子,量度着寻常百姓。然而,皇帝却仿佛站在另一套规则里——他们的好坏,往往不看私德瑕疵,而视其治国平天下的功业而定。唐太宗李世民,便是这样一个鲜明的例子。
权力的正当性,不源于获取方式,而在于如何运用。中国人历来重事实胜于程序,孔夫子便曾为管仲辩护:齐桓公杀兄夺位,管仲未殉死,反助其成就霸业,孔子赞其仁德。
“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
将此理置于李世民身上,亦然。玄武门之变中,他杀兄弑弟,逼父退位,若以常理论,私德有亏。然其文治武功,却铸就了千古一帝的基石。政治上,他力行“君舟民水”,完善三省六部与科举;经济上,均田制与丝绸之路繁荣贸易;文化上,盛唐气象远播四方;军事上,灭东突厥、吐谷浑,拓疆辟土;外交上,“天可汗”之名引得万国来朝。贞观之治,堪称华夏历史的辉煌篇章。
若为李世民打分,玄武门之变或减数百,但贞观功业的五万分保底,令这些瑕疵如尘埃。恰如古人叹道:“微太宗,我辈为突厥人呼?”
今人观史,或觉李世民争位不厚道,然当时非承平之时,乃隋末乱世,帝位之争关乎生死。李世民非独一人,他代表着一个功勋集团,其成败系于整体命运。正如《君主论》所言,君主常需悖离常道以保社稷。
杀兄逼父,若在常人,必遭唾弃。然皇帝之位,非同小可——一念之差,或致天下动荡。
道家修行中,吕洞宾弃官求道,显超脱之志;而世间权力之争,往往复杂难解。李世民之行,或可视作“大仁大义”,为安天下而舍小節。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历史人物,亦需在特定境遇中评判。玄武门一变,非尽私欲,实含集团存亡之机。若李建成继位,能否有贞观盛世?未可知也。
总之,李世民形象屹立不倒,因功业盖过私过。古代皇帝评判,重结果而轻过程,这提醒我们:历史如长河,善恶非黑即白,需以多维眼光细品其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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