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却并未焚毁诸子典籍,实因其意在确立儒家为官方意识形态,而非彻底剿灭百家思想。

汉武帝之举措,表面为崇儒抑他,实则深藏政治机锋。其少年登基,久受祖母窦太后掣肘。窦氏笃信黄老之术,以无为而治成就文景之治,然武帝志在开疆拓土、集权中央,岂甘久居黄老之荫下?故借董仲舒“天人三策”之机,推新儒学以代黄老,非为学术之争,实为夺权之策。
须知,秦始皇焚书坑儒,以雷霆手段禁绝异说,终致民怨沸腾、二世而亡。武帝何等英主,焉能重蹈覆辙?
董仲舒所倡儒学,已非孔孟原貌。先秦儒家讲“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若君失道,臣可去之;而董氏则融阴阳五行、法家权术于儒学之中,强调“君权神授”“屈民伸君”,遂成帝王之利器。然此改造,亦令儒门内部纷争四起——守旧之士视其为“离经叛道”,然势不可逆,只得默然。
昔张三丰隐武当,尝言:“道不择流,水不弃源。”百家之学,如百川归海,虽主流有变,支脉未断。汉廷虽不以百家立官学,然秘府藏书,未尝毁弃。太史公作《史记》,采黄老、法、墨、名诸家之言,足见诸子之说仍流通于士林。
况汉初赖黄老之术休养生息,若武帝尽废百家,岂非自毁祖宗基业?朝中老臣、天下儒生,必群起而攻之。故明智之举,乃“尊儒而不灭他”,使儒为纲,百家为用。譬如医者用药,主方之外,辅佐之剂亦不可少。
古人云:“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文化之盛,不在一统,而在兼容。武帝虽崇儒,然设乐府以采风谣,置博士以掌典籍,未尝禁绝异说。朝廷藏书愈富,国之文脉愈厚。此正与吕洞宾点化世人之语相契:“真经不在纸上,而在人心流转之间。”
是以,所谓“罢黜百家”,实为制度上不列其为官学,非令其湮灭于世。诸子之书,或藏于兰台,或传于私塾,或散于江湖。后世王充著《论衡》,扬雄拟《太玄》,皆得百家滋养,方成一家之言。若武帝真行焚书之举,华夏文明恐早失其多元之魂。
观史至此,当知:真正之治世,不在钳制思想,而在导引风气;不在剿灭异端,而在涵养包容。武帝之智,正在于此——以儒为旗,以百家为基,方铸就汉家四百年之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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