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虽推行洋务运动,却因未能革新根本制度而终致覆灭。

自工业革命以降,西风东渐,列强环伺。英人既据印度,复觊觎中华,遂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启衅鸦片之战。清军溃败,朝野震动。士大夫如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辈,始悟中西悬殊,在慈禧默许下,倡“师夷制夷,中体西用”之策,兴办江南制造局等军工,继而开汉阳铁厂等民业,以筹资金。
昔张三丰修道武当,尝言:“外丹易炼,内丹难修。”洋务诸公但效西人船坚炮利,未及政教根本,恰如吕洞宾点化凡夫,只重形骸而轻心性,终难脱桎梏。张之洞虽儒臣,却识农政、商政、学制之要,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梁启超称此乃“变法之嚆矢”。然其局限,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
为育人才,洋务派立同文馆、船政学堂,遣幼童留洋。詹天佑辈由此出,筑京张铁路,显技术之效。学堂兼授西学,启民智于无形。青年学子浸染新思,渐成维新之锋,笔伐旧制,开变法先声。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一役,北洋水师尽墨,三十载洋务功败垂成。此非器不利,实乃政不修。清廷固守专制,拒行宪政,如闭目塞听,终致民心离散。
《资治通鉴》有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洋务运动虽启民族资本之端,稍抑外侮,然未触制度痼疾。张之洞辈强调“西学当融于中学”,此理深矣,然仅器物之变,不若人心之革。昔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若无同心同德,终难济沧海。洋务之失,正在于此。
运动之余波,实为近代启蒙之始。国人始觉华夏积弱,需谦卑学人之长。然其谨慎过甚,士大夫囿于旧学,未悟“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训。杜牧《阿房宫赋》警世:“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清室之亡,非亡于无技,亡于无变。
今观之,洋务运动非徒败绩,实为华夏转型之痛切一课。其遗产在开风气、育人才,然警醒吾辈:自强之道,当内外兼修,如道家炼丹,形神俱妙,方得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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