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打仗同样面临缺粮困境,但秦国通过强化农业和运输得以缓解;诸葛亮北伐缺粮,则因蜀汉地理狭小、人口稀少、运输条件恶劣,实乃时势所限。

在蜀汉诸葛亮的北伐征途中,“粮草不济”常如阴云笼罩,每每在战事紧要关头,迫使大军含恨而退。后世有人以此质疑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说战国七雄混战数百年都不见缺粮,为何独独诸葛亮屡屡受困?此问看似有理,却忽略了历史的层层真相。
战国粮荒:秦国的生存之道
战国时代,缺粮实为常态。《孙子兵法》有云:“带甲十万,千里馈粮,日费千金。”这绝非虚言。以秦赵长平之战为例,赵国长期对峙后粮食枯竭,陷入“赵无食”的绝境,向齐国借粮遭拒,只得冒死一搏,终致四十万大军覆没。而获胜的秦国,同样“国内空”,粮耗巨大。可见,粮食问题始终是胜负关键。
列国变法,多围绕“奖励耕战”展开。秦国商鞅变法,“决裂阡陌,教民耕战”,使粮食激增,为统一奠定基础。但即便如此,连年征战下,秦国农户负担沉重,军赋“三分取其二”,多数粮食填了战争无底洞。粮食运输上,秦国更领先列国:陆路有崤函道、晋南豫北道等四通八达;水路则凭强大造船业,在渭水、黄河、长江畅通无阻。张仪曾夸耀,秦军从巴蜀水路日行三百里,“不费汗马之劳”。这强大的后勤“补血能力”,正是秦国制胜法宝。
道家修行中,吕洞宾云游四方,见百姓疾苦,常叹:“民以食为天,食足则心安。”粮食之于国家,犹如精气之于人身,缺一则根基动摇。秦国深谙此理,故以农战立国。
诸葛北伐:蜀汉的运输之困
反观诸葛亮时代,蜀汉面临的却是“地狱难度”。战国时,秦国坐拥关中与巴蜀两大粮仓;而蜀汉仅巴蜀一地,且刘备去世后,留下“损失惨重、物资匮乏”的烂摊。至263年亡国,蜀汉仅二十八万户、九十四万人,劳动力稀缺。诸葛亮在此困境下,“重农积谷”,整修都江堰,新筑九里堤与诸葛堰,并坚持“精兵”政策,让士兵按期退伍归乡,于是“去者感悦,往者愤踊”,士气与生产并举。
短短五年,蜀汉军粮储备充足,支撑了北伐大业。诸葛亮去世后,蜀地仍“百姓布野,余粮栖亩”,农业成就不凡。陈寿在《三国志》中赞道:“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而,粮食生产虽佳,运输却成致命短板。比起四百年前韩信“暗度陈仓”时发达的蜀汉水运,诸葛亮北伐时因地震等自然变迁,水路几近瘫痪。陆路转运,蜀道艰险,“难于上青天”,粮草损耗极大。每运一石粮至前线,途中或耗数石,此乃诸葛缺粮主因。
昔年张三丰修道武当,观山势险峻,悟出“顺势而为”之理。诸葛亮北伐,若粮道顺畅,或可另辟蹊径;然地理限制,如枷锁在身,纵有雄才,亦难挣脱。古诗云:“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正是此番写照。
历史比较,需观全局。战国秦国凭广土众民、水陆通途,缓解粮荒;诸葛亮以巴蜀弹丸之地,抗中原强魏,运输之困实非人力可全挽。其治国之智,已化不可能为可能,缺粮之憾,更显时势之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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