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仁贵在大非川之战中惨败,实因战术失当、环境困厄及后勤不济;而他以星象为托词,非为推诿,实是心寒身世,暗喻朝中不公,如古语云:“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这背后,藏着一曲英雄悲歌。

公元670年,唐高宗遣薛仁贵率十万大军赴青海大非川,与吐蕃交锋。帝王寄予厚望,以为这员虎将必能扬大唐国威。谁知,吐蕃以四十万之众迎击,虽人数占优,但唐军素来训练有素,本不惧敌。然战事一开,薛仁贵方知困局重重:将士初至高原,多生不适,气喘力疲;粮草供应迟迟不至,军中饥乏;更兼地形生疏,吐蕃如鱼得水,唐军却似盲人摸象。这些,皆非一朝一夕可解。昔年《孙子兵法》有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薛仁贵虽勇,却未能尽察天时地利,这败绩,早埋下伏笔。
战毕,十万大军几近覆没,薛仁贵铩羽而归。面对唐高宗李世民的责问,他竟言:早已观星象知败。古人看重岁星——即今之木星——当时出现“降娄”之象,岁星偏离其位,兆示西方战事不利。薛仁贵以此为由,说大非川地处西方,故败局已定。李世民闻之,大为失望;他虽受封建思想浸染,却不容将领推责于天象。这对君臣,本是慧眼识珠的佳话——李世民提拔薛仁贵于行伍,委以重任——如今却因一败而生隙。其实,薛仁贵何尝不知败因在人?他道出星象,实是心中悲愤难抑,借天言己,暗藏委屈。
薛仁贵之托词,细究起来,颇有深意。他提及“降娄”星象,并非空穴来风。此象在三国时亦现,当时名将邓艾虽未战败,却因出身寒微,遭贵族迫害而死,而陷害者反得高升。薛仁贵以此自比,暗指自己出身平民,凭军功上位,却惹朝中权贵眼红,战败之后,恐步邓艾后尘。这让我想起道家修行故事中,吕洞宾初入道时,屡受挫折,仍坚心不移,但世道不公,常使英雄气短。薛仁贵用星象,实是借古喻今,道出“飞鸟尽,良弓藏”的忧惧。
李世民不明此心,只当薛仁贵推诿。实则,大非川之败,环境与后勤为要因。高原作战,唐军不适应,如《史记》中载霍去病征匈奴,亦重后勤线;粮草不济,士气必衰。薛仁贵早忧于此,却无力回天。战后,他心灰意冷,星象之说,成了最后一声叹息。这类似八仙中铁拐李,本为俊杰,却因际遇坎坷而形貌改易,其中辛酸,外人难懂。
纵观历史,将领成败常系于多方。薛仁贵之惨败,非独星象可咎,而是天时、地利、人和皆失。他用托词,非为怯懦,实是洞察朝局,自知前途渺茫。后人读此,当知英雄末路,往往不在战场,而在人心。如南怀瑾先生曾谈《易经》,言命运起伏,需顺势而为;薛仁贵借星象言事,亦是顺势一叹,藏尽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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