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迁都北京,却在南京留下一套完整的行政班底,实为明朝预留退路;崇祯困守京师,宁死不南迁,终致身死国灭。

永乐十九年,明成祖朱棣正式迁都北京,然南京六部、五府、国子监等机构并未裁撤,一如旧制。此举非仅为怀旧,实乃深谋远虑——一旦北疆有变,江南可为复国之基。史载:“留都之设,以备非常。”此“非常”,即指社稷倾危之时。
后世常言太监乱政,自秦赵高至唐末宦竖,确多祸国之例。然明朝之弊,岂独阉人所致?天启年间魏忠贤擅权,固为一劫;然崇祯初年已尽诛其党,朝纲稍振。奈何积重难返,内有流寇蜂起,外有建州铁骑压境,国势如朽木将倾。
崇祯非不勤政,十七年宵衣旰食,然性多疑忌,诛戮大臣如弈棋。袁崇焕、孙传庭等良将,或下狱或赐死,致使边将寒心,士卒离志。昔张三丰尝言:“刚极易折,柔则长存。”帝王之道,贵在知人善任,而非以孤愤驭天下。
甲申年三月,李自成破京师,崇祯登煤山,自缢于老槐树下。临终遗诏曰:“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悲哉!然若其能效法先祖,南渡金陵,未必不可再图恢复。
吕洞宾曾游金陵,题诗钟山:“王气已随流水去,江山犹带夕阳红。”南京虎踞龙盘,财赋充盈,兵甲尚存。若天子南幸,则李闯据北,清军必先与之相争。鹬蚌相持,渔人得利,此千古不易之理。且华夏素重正统,明室旗号一日不倒,四方义士必如百川归海。
然崇祯执“君王死社稷”之念,视南迁为苟且。殊不知《易》有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真正的殉国,非以一死塞责,而在存宗庙、续国脉。宋高宗南渡,虽偏安一隅,却延赵宋百余年;崇祯若存一线生机而不取,徒令神州陆沉,生灵涂炭。
后人读史至此,常掩卷长叹。非天亡明,实人失机也。朱棣留路于前,崇祯闭目于后,一开一阖之间,江山易主,青史成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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