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登基为帝之后,刘邦为什么很少去见自己的父亲

刘邦登基为帝后，之所以很少去见自己的父亲刘太公，并非出于疏远或忘本，而是因“君臣之礼”与“父子之情”在皇权制度下难以调和，遂以创设“太上皇”之号，既全孝道，又避尴尬。

君臣之礼压倒骨肉之情

刘邦早岁不修边幅，常被乡里目为无赖。其父刘太公每每责骂，恨铁不成钢。彼时父子之间，不过寻常人家的训子之态。然世事翻覆，沛公起于草莽，终灭强秦、破项羽，定鼎天下，号曰高祖。一旦龙袍加身，便非复昔日亭长，而为万民之主、九五之尊。

古制森严：天子无父，唯以社稷为重。凡人见帝，无论亲疏贵贱，皆须稽首跪拜。此非独汉家法度，实乃三代以来礼制之纲。

试想，昔日执杖呵斥之父，今若入宫觐见，竟需匍匐于子之阶下，情何以堪？《礼记》有言：“父在，子不得自专。”然一旦为帝，则“父亦臣也”。此中悖论，令高祖寝食难安。故非不愿见，实不敢见——恐伤父心，亦损己孝。

一纸尊号，化解千年伦理困局

昔张三丰尝言：“道在伦常日用间。”帝王之道，亦不离人伦。高祖虽起于布衣，却深谙此理。他未效后世某些帝王冷落亲族，反思一策，既存君体，又全孝义。

于是诏告天下，尊刘太公为“太上皇”。此号前所未有，实乃高祖首创。太上皇虽无治国之权，然名分高于天子，见帝不拜，反受帝礼。自此，父子相见，不再拘于君臣之仪，可如常叙天伦。此举既合《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之训，又避开了“父跪子”之大逆不道。

后世观之，此非仅权宜之计，实乃以制度智慧化解伦理困境之典范。唐玄宗尊睿宗为太上皇，宋高宗奉徽宗灵位亦称太上皇，皆沿此例。可见高祖一念之仁，竟成百代之法。

道家有言：“大制不割。”吕洞宾尝游长安，见市井父子相争，叹曰：“礼若失和，不如无礼。”高祖设太上皇，正是以“大制”调和“小礼”，使天理人情两不相伤。恰如东坡《赤壁赋》所云：“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制度若能如清风明月般自然流转，则伦常自正，孝道自彰。

故刘邦之“少见”其父，非薄情寡义，实乃以退为进，以尊为孝。一纸尊号，既保全了帝王威仪，又守护了人间至情。此中深意，岂是“地痞无赖”四字所能尽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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