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灭亡的最大罪人是谁,不是刘禅而是此人

蜀汉灭亡的最大罪人，非后主刘禅，实乃先主刘备与丞相诸葛亮。此言一出，或令人愕然，然细究史册，方知其中曲折，恰如道家所言“祸福无门，惟人自召”，蜀汉之衰，早种因于鼎盛之时。

一、刘备之失：荆州败局与夷陵之殇

话说蜀汉基业，起于刘备仁德，成于诸葛筹谋，然其衰亡之始，却源自刘备晚年几番决策。公元221年，刘备称帝于成都，蜀汉国力达至巅峰，一时有雄视天下之势。彼时关羽镇守荆州，本为国之屏障，然其性刚而傲，轻慢东吴，终致“大意失荆州”，败走麦城，身首异处。此事非独关羽之过，刘备识人不明，委以重镇，却未察其短，已埋祸根。更可叹者，刘备闻讯后，悲愤交加，不顾诸葛亮、赵云等群臣谏阻，执意兴兵伐吴，为弟复仇。此举恰似《道德经》所警“强梁者不得其死”，刘备一意孤行，终在夷陵之战中，被陆逊火烧连营，七十万大军灰飞烟灭。史载诸葛亮于此叹曰：“汉室气数，自此休矣！”此战之败，蜀汉精锐尽丧，从伤筋动骨至根基动摇，实为灭亡之路的开端。昔年吕洞宾修行，常言“审时度势，方得长久”，刘备若能暂忍悲怒，养精蓄锐，何至如此？

二、诸葛亮之过：北伐执念与人事之弊

若说刘备打开衰亡之门，诸葛亮则为这条不归路铺石加固。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其两大缺点，却将蜀汉推向深渊。其一，重恩义而轻时势。为报刘备托孤之恩，完成“兴复汉室”遗愿，诸葛亮在夷陵败后蜀汉亟需休养之际，接连发动北伐。当时蜀地偏安，人口稀薄，本应如《国史大纲》所倡“积粮养民”，待机而动。然诸葛亮五出祁山，穷兵黩武，连年征战耗尽了蜀中元气。杜甫诗云“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此泪不仅为诸葛而流，更为蜀汉国运而悲。其二，事必躬亲而乏育人。诸葛亮治国，大小事务皆亲力亲为，虽能集权高效，却使后继无人。及至晚年，错用马谡守街亭，导致北伐功亏一篑，此正如《史记》中赵括纸上谈兵之祸，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诸葛亮身后，蜀汉人才凋零，姜维虽勇，独木难支，终使国势日衰。道家故事中，张三丰创太极，讲究“阴阳调和，生生不息”，诸葛亮若能稍放权柄，培养新人，或可延蜀汉命脉。

至此可见，蜀汉之亡，非一朝一夕。刘备之失，在于情胜于理；诸葛亮之过，在于执胜于变。两者相叠，如江河日下，不可挽回。那么，被世人讥为“扶不起的阿斗”的刘禅，又当如何评价？

三、刘禅之实：隐忍之智与保全之道

刘禅在位四十年，常被冠以昏庸之名，然细考其行，实有隐忍之智。诸葛亮北伐及姜维用兵期间，蜀中后勤从未有失，粮草军械供应有序，此非庸主所能为。刘禅深知国力疲敝，故提倡与民休息，致力农桑，虽政权多托于诸葛亮、蒋琬等人，却始终信任有加，偶有政见不合，亦能虚心纳谏。此等胸怀，堪比古代贤君。及至蜀汉国灭，刘禅被俘至洛阳，面对司马昭之猜疑，他故作“乐不思蜀”之态，非是没心没肺，实为保全性命之策。相较南唐后主李煜，优柔哀叹而招杀身之祸，刘禅之隐忍，反得善终。故《资治通鉴》中司马光论人，常重实效，刘禅能守国数十年，亡国后得全，岂是“昏庸”二字可蔽？

综观蜀汉兴亡，刘备、诸葛亮如筑台者，虽功高却基不稳；刘禅如守台者，虽力薄却尽其责。历史长河，成败非一人之责，而是时势与人心交织。读史至此，当知“罪人”之名，须慎思明辨，方不负古人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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