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古代圣旨的真面目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在古装剧中我们常能听到这样一句话。在大臣或太监宣读圣旨时，这句话往往被冠在正文之前，即便不懂其中的含义，也能从中体会到皇权的威严。

影视剧中宣旨与接旨的场景

然而我们知道，古装剧常常会犯历史性错误，这样的场景便是其中之一。“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八个字可以随意冠在圣旨之前吗？它真的像电视剧里那样历朝历代都使用的吗？答案其实是否定的。

真实的圣旨究竟什么样？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从圣旨的发展历程说起。

圣旨的演变：从“训诰”到“制诏”

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圣旨”二字最早见于东汉蔡邕的《陈政事七要疏》。蔡邕是才女蔡文姬的父亲，也是东汉时期的着名学者。《陈政事七要疏》中有“臣伏读圣旨，虽周成遇风，讯诸执事，宣王遭旱，密勿祗畏，无以或加。”其中“圣旨”便是皇帝对臣子的命令。

西汉时的诏书

尽管东汉末年才正式出现“圣旨”这一名称，但用来传达帝王命令的文书却是早已有之。在夏商周三代，我国已经出现了“圣旨”的雏形。据《尚书》记载，周朝有六种官方文体，分别是“典、谟、训、诰、誓、命”，除了记载帝王言行的“典”和记载君臣会议内容的“谟”外，其他四种文体都具备“圣旨”的功能：“训”指帝王的训诫，“诰”指帝王的典册，“誓”指帝王的檄文，“命”指帝王的命令。然而，与此后成型的圣旨相比，这时的“圣旨”在写作和发布上都没有一定的规范。

至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圣旨”才开始有了相应的标准。秦朝废除《尚书》中旧有的称呼，改为“制书”和“诏书”，其中“制书”多是长期性的法令，“诏书”则是具有时效性的命令，这两个称呼此后一直延续到清朝。

在起草与发布上，秦朝的圣旨较为简单，多由丞相书写，经玉玺盖章即可发布，在防伪性能上远不如后世。由于丞相独自掌管圣旨，也就给了丞相以矫诏的可能——历史上着名的、堪称改变了历史进程的“立胡亥为太子”的诏书，便是丞相李斯与胡亥、赵高勾结，假秦始皇之名伪造的。

李斯墓

两汉时期，随着皇权的进一步发展，圣旨的相关制度也随之完善。西汉设尚书五人，其中一人便专管奏章与诏书；东汉时废除丞相及御史大夫，以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代替丞相，其中也必有一人代管诏书。在内容形式上，汉代的圣旨也有了一定规范，开头有了固定用语，不过不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而是普普通通的“某年某月某日，某皇帝如何如何……”。

唐代一开始延续了汉制，称圣旨为“诏书”，但在武则天称帝后，为避“武曌（zhào）”的讳，将诏书重称“制书”。“制书”的开头一般会写上“皇帝敕谕”四个字，结尾署上年月日及起草人，类似于今天的公文。唐代官制实行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并立，其中中书省的“中书舍人”便专管圣旨的撰写。至开元年间，唐玄宗设立翰林院，翰林学士亦可负责撰写圣旨。因为中书属外廷，翰林属内廷，因此圣旨又有“内制”与“外制”之分。

唐昭陵“封临川公主诏”

在唐宋时期，圣旨并不像后来那样只是笔录皇帝的“金口玉言”，而是由皇帝和大臣商议完成。在宋代，门下省更是有“封驳”（否决）圣旨的权力。例如宋代名臣胡致堂便说：“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分为两省，而尚书守成，颁之有司。”到了元代，虽然撤销了门下省和尚书省，但仍留中书省，君臣共拟圣旨的规矩也被保留了下来。

由此可见，明代以前的圣旨，其实只是高级一点的公文，并没有传说中那样至高无上的地位。到了明朝君主集权得到空前强化，圣旨的地位才随之提高。

朱元璋：奉天承运大皇帝

进入明代后，中国的官制有了较大的变化。朱元璋进行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并在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废除丞相，将不具有商议权、否决权的内阁提升为实际的中枢机构。从这时开始，圣旨也不再是君臣商议产生的公文，而成了皇帝意志的直接体现，大学士的作用只是笔录、润色而已。

“奉天承运”几个字也是在此时进入圣旨。曾参与编撰《大明会典》的余继登在《典故纪闻》里记载：“元时诏书，首语曰‘上天眷命’，太祖谓此未尽谦卑奉顺之意，始易为‘奉天承运’。见人言动皆奉天而行，非敢自专也。”

朱元璋画像

此外，朱元璋还称自己为“奉天承运皇帝”，甚至亲自撰写了《御制纪梦》一文，其中说自己梦游天宫，见到了“道法三清”，紫衣道人授以真人服饰和法剑，命他自称“奉天承运”，南京故宫“前三殿”的第一殿也因此被命名为奉天殿。此后，朱元璋颁发的圣旨前面都要加上“奉天承运皇帝”六字。

所以，在明代以前，圣旨中是不会出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几个字的。这几个字的读法也不是许多影视小说中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而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奉天承运”是“皇帝”的修饰语。

虽然明代的圣旨中有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字样，但也不是每份圣旨都会以此开头。明代圣旨中有的以这八个字开头，有的直接以“皇帝圣旨”开头，至于不很重要的圣旨，则是开门见山，甚至全文只有几十个字。

清朝最初延续了明制，以大学士管理圣旨。同时，由于满人最初以奉天为首都，“奉天承运”这一词语便在圣旨中保留下来，以宣示满人得天下是“奉天而行”。由于清代的圣旨分为用于重大事务的“诏书”和用于普通事物的“制书”，所以开头也相应的为“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和“奉天承运皇帝制曰”。

清代“制书”

在圣旨的形式上，清朝更是规矩森严。圣旨必须由绢布缝制而成，开头“奉”字一定要写在祥云上，每块绢布开头要顶格写，比后文高出两个字。除此之外，“满汉合璧”是清代圣旨的一大特点，汉文行款从右至左，满文行款从左至右，合于中幅，在中幅书写日期和落款。如果是全国性的圣旨，则以“布告天下，咸使闻之”结尾。

在书写、制作如此繁琐的情况下，篡改圣旨几乎是不可能的工作。传说中雍正将康熙遗诏的“传位十四子”改成“传位于四子”这样的情节，其实只可能出现在小说野史之中，在现实中，雍正既不可能将“十”改为繁体字的“于”，也不可能将满文中的“四”改为“十四”。

康熙遗诏

圣旨的颁布与宣读

近代文学家郭沫若在《洪波曲》中说“奉旨出朝，地动山摇”，可见圣旨颁布程序的繁杂与隆重。像小说戏剧里那样，皇帝灵机一动便拍脑袋拟旨颁布，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在唐宋时期，拟旨、盖章都要经过皇帝与大臣协商，且交由中书省执行，皇帝也没有独断专行的权力；即便在明清两代，圣旨的颁布也有一定的程序，不可能随写随颁。

一般来说，圣旨拟定完毕，首先需要“用宝”，也就是在圣旨上盖上皇帝的玉玺大印。各朝代大印的数量不同，唐代8印，明代24印，清代有25印（其中21印为满汉双语）。“用宝”后，根据圣旨重要程度的不同，宣旨程序亦不尽相同。

乾隆印宝之一“信天主人”

以明清为例，对于一般的圣旨，受旨者要在卯时进长安门，至午门外礼部候旨。辰时，礼部官员或皇帝特派的官员宣旨，受旨人先行三跪九叩大礼，而后才能接旨。如果是派人到相关人员家里宣旨，则受旨者要准备香案，沐浴更衣，宣旨人往往要等上一两个时辰才能开始宣旨。而影视剧中常出现的圣旨一到便忙不迭跪下接旨的画面，只可能是接皇帝的口谕或问话，不可能是正式的圣旨。

至于册封、宣读遗诏等重大旨意的传递，程序更加繁琐。据《明史·礼一》记载，明朝宣布册封皇后的诏书要经过以下程序：

设香案于殿上，设权置册宝案于香案前，设女乐于丹陛。……礼部官奉册宝，各置于案……乐作，四拜，兴，乐止。……内使监令称“有制”，尚仪奏拜。皇后拜，乐作。四拜，兴，乐止。宣制讫，奉册内官以册授读册内官读讫，以授内使监令。内使监令跪以授皇后，皇后跪受，以授司言。……正副使再拜复命曰：“奉制册命皇后礼毕。”又再拜，给事中奏闻，乃退。皇后既受册宝，升座。引礼引内命妇班首一人，诣殿中贺位跪，致词曰：“兹遇皇后殿下膺受册宝，正位中宫，妾等不胜欢庆，谨奉贺”。

当然，出于传达效率的考虑，如果遇到紧急军务或传达全国性的圣旨，一般来说就不用经过以上程序，而是通过驿站传递公布即可。

纵观圣旨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八个字的来历与皇权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在皇权受到一定制衡的唐宋，圣旨的形式便相对简朴亲民，也没有独断专行的威力；而到了过分集权的明清，为了掩人耳目，统治者要再三强调自己“受命于天”，圣旨也就成了“奉天承运”的产物了。

所以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八个字听上去好听，但对统治阶级以外的普通百姓来说，也许并不是一句好话。

参考文献：

[1]《明史》

[2]《圣旨概述》田秉锷

[3]《诏制诰敕册谕：关于圣旨的讲究》詹茜卉

[4]《诏书和圣旨的区别》愚夫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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