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广孝之所以被称作“妖僧”,并非因其行邪术、通鬼魅,而是因其以方外之身,操弄天下大势,翻云覆雨于朝堂之上,令儒者侧目、世人惊惧。

明太祖崩,建文帝即位,锐意削藩。诸王惶惶,燕王朱棣亦陷两难:起兵则九死一生,顺命则束手待毙。正当其踟蹰之际,道衍和尚——即姚广孝,一袭缁衣,入府密语:“大王何不举兵?臣知天道,不问民心。”此语如雷贯耳,遂定靖难之谋。
史载,姚广孝幼名天僖,法名道衍,苏州人氏。少时出家妙智庵,遍参三教,尤精阴阳术数。尝与道士论《阴符经》,与儒生辩《春秋》大义,又于禅堂中演《华严》奥旨,实乃明初罕见之通才。
靖难三年,燕军困守北平,屡战不利。及至济南久攻不下,士卒疲敝,朱棣几欲罢兵。姚广孝力谏不可,更献奇策:弃坚城不顾,直捣京师。此计险极,然正合“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之兵家要义。燕师遂绕山东,渡淮水,直逼金陵。建文朝廷措手不及,社稷倾覆。后人观之,诚如吕洞宾点化世人所言:“世事如棋局局新,只缘身在局中人。”姚广孝不在局中,却执子如神,焉得不谓之“妖”?
儒家素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尤恶方外之人干预朝纲。昔梁武帝崇佛,舍身同泰寺,致宗庙失修、国政荒弛,儒臣疾首蹙额,谓“释氏乱政,天降灾异”。姚广孝虽未披紫绶、未列朝班,然出入燕邸,运筹帷幄,实掌枢机。永乐登基后,仍以僧服参预大政,修《永乐大典》,定迁都之策,俨然“黑衣宰相”。
彼时士林哗然,谓其“以袈裟裹权术,借佛法行纵横”。非其术不正,实因其位不当。道家有言:“和光同尘,是谓玄德。”姚广孝却反其道而行之——身在空门,心系龙庭,既不求富贵,亦不恋权位,功成之后仍归庆寿寺,青灯古佛,了无挂碍。此等行径,愈显诡谲,故儒者斥为“妖僧”,亦情理之中。
然细究其志,或可窥见另一重境界。张三丰尝言:“大隐隐于朝,小隐隐于山。”姚广孝不出世而济世,不著相而建功,恰似《庄子》所谓“庖丁解牛,游刃有余”——其刀不在骨节,而在天理。他助朱棣夺位,非为私利,实欲挽元末以来礼崩乐坏之局,重建秩序。此心若明,则“妖”字之下,或藏大慈悲。
苏轼《赤壁赋》有云:“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姚广孝一生,亦如清风明月,看似无形,却动乾坤。世人称其“妖”,盖因不解其超然之志;史家书其“奇”,方见其经纬之才。是非功过,留与后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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