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夫子国学馆：国学教育不能急功近利

近代中国的历史表明，“国学”之出现，反映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保存传统文化的强烈意愿，但这样的保存同时又具有现代世界的思路与眼光，正如第一个开办国学讲习会、倡导国学的章太炎先生所意识到的那样：“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在这里，章太炎对“国学”的重视和他对世界形势与时代特征的把握同样地重要。正因为如此，当年太炎先生国学弟子中，赫然屹立着新文化运动的几员大将与学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许寿裳……今天的人们常常以“国学”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动辄将国学的弘扬、文化的复兴联系到“五四”的所谓偏激与破坏，殊不知恰恰是五四一代开创的“现代”文化让国学真正具有了走向世界的可能，也完成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故”的整理。“国学”之所以能够在现代意义上成为“学”，就是因为它已经参与了现代文明的建构，不再是“古老”典籍的简单继承。当然，如今那种痴迷于故纸堆的迂阔之士并不多见，倒是“国学”的形式化、时尚化大行其道。“学者”明星化、“学术”利益化、“学习”表演化、“学位”官僚化，总之，以“国学”为名义的急功近利的社会现象正在流行，从某种意义上，这其实是对中国传统学术坚实、质朴、谨严精神的莫大讽刺。

鲁迅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鲁迅是五四新文化的旗帜，也是现代国学的发扬者，因为他对“当务之急”有着切实的感受，是“明白人”做着“新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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