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爱不输卓文君才华堪比李清照这个女诗人为何备受冷落？

一生抑郁不得志,故诗中多有忧愁怨恨之语。每临风对月,触目伤怀,皆寓于诗,以写其胸中不平之气。竟无知音,悒悒抱恨而终。自古佳人多命薄,岂止颜色如花命如叶耶!

这是魏仲恭曾为宋朝女诗人朱淑真下的断语。许多人都对卓文君和李清照耳熟能详，却少有人知道朱淑真三个字，更不用说她的胆气、勇气、豪气和她凛然无畏的叛逆精神。

古代女子尽管受着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重重压榨,脖子上套着封建礼教的枷锁,但从来也未止息过对于爱情的向往、追求。

从越轨的角度说,朱淑真同卓文君居于同等的层次,可说是登上了爱情圣殿的九重天。这里说的不是际遇,不是命运,而是风致和勇气。

作为一位出色的诗人,她不仅肆无忌惮地爱了,而且还敢于把这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张扬在飘展的旗帜上,写进诗词,形诸文字。这样,她的挑战对象就不仅是身边的和并世的亲人、仇人,或各种不相干的卫道者,而且要冲击森严的道统和礼教,面对千秋万世的口碑和历史。

爱情永远同人的本性融合在一起,它的源泉在于心灵,从来都不借助于外力,只从心灵深处获得滋养。这种崇高的感情,只有开始而没有结束。爱情消灭了时间、空间的限制,具有永生的品格。

叛逆者的声音,敢于向封建礼教宣战的激情,无论是获胜了或者遭致失败,都同归于不朽。

按照学术界的考证,也包括本人诗词中所展露的,大略可知,朱淑真少女时代的闺中生活是无忧无虑的,并且有一个情志相通的如意情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封建道德文化对女性的桎梏与其渴望张扬个性的矛盾日益突显,这在她的诗词作品中也都有充分的反映。

在她刚刚步入豆蔻年华时,萌动的春心就高燃起爱情的火焰,虽是少女情怀,却也铭心刻骨。且看那首《秋日偶成》:

初合双鬟学画眉,未知心事属他谁。待将满抱中秋月,分付萧郎万首诗。

“萧郎”,常见于唐诗,大体上指女子爱恋的男子。看得出,出嫁之前,她就已经意有所属了。未来情境,般般设想,诸如诗词唱和、一门风雅等等,大概都想到了。正由于心中存贮着这样一位俊逸少年、一位难得的知音,因而生命中的磅礴热情一直在高燃着。那首《清平乐》词,就把这种少年儿女的憨情痴态,描绘得惟妙惟肖。

恼烟撩露,留我须臾住。携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黄梅细雨。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

在含烟带露的黄梅季节,她来到湖上与恋人相见,一块儿游玩;淋着蒙蒙细雨,两人携手漫步,欣赏着湖中的荷花,后来觅得一处极其僻静的去处,坐下来,窃窃私语,亲密无间。娇柔妩媚的少女,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爱火撩拨,索性不顾一切地倒入恋人的怀抱中,任他拥抱着、爱抚着,旁若无人,无所顾忌,如痴如醉地饱饮着美好恋情的香醪。

可是,由于“父母失审,不能择伉俪”,这场自由恋爱的情缘被生生地斩断了,硬把她嫁给了一个根本没有感情、在未来的岁月中也无法去爱的庸俗不堪的官吏。这使她万念俱灰,痛不欲生。

就一定意义来说,爱情同人生一样,也是一次性的。人的真诚的爱恋行为一旦发生,就是说,如果心中早已有了意中人,就会在心灵深处留存下永难磨灭的痕迹。

这种唯一性的爱的破坏,很可能使尔后多次的爱恋相应地贬值。在这里,“一”大于“多”。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应该提到爱的哲学高度加以反思,而不应用封建伦理观念进行解释。

“事到无为意转平。”初始,她也曾试图着与丈夫加强沟通、培养感情,并且随同他出去一段时间,但是,“从宦东西不自由”,终因志趣不投,裂痕日深。及至丈夫有了新欢,她就更加难以忍受,规劝过,抗争过,都毫无效果,最后陷入极端的苦痛之中。于是,以牙还牙,重新投入旧日情人的怀抱。那般般情态与心境,都写进了七律《元宵》:

火烛银花触目红,揭天鼓吹闹春风。新欢入手愁忙里,旧事惊心忆梦中。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常任月朦胧。赏灯那得工夫醉,未必明年此会同。

当时,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过着荒淫奢侈的腐朽生活,元宵节盛况不减北宋当年。她曾有诗记载:“十里绮罗春富贵,千门灯火夜婵娟。”

就在这歌舞升平的上元之夜,她同旧日的恋人别后重逢,互相倾诉着赤诚相爱的隐衷,重温初恋时的甘甜与温馨。正是由于珍惜这难得一遇的销魂时刻,也就顾不上去赏灯饮酒了。谁知明年又会是什么境况,能不能同游共乐实在难说。

一种隐忧,自始就潜伏在短暂的欢情里。一年过去,元宵佳节重临。可是,风光依旧,而人事已非。对景伤怀,感而赋《生查子·元夕》词: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词中的感情是那样的真挚,让局外人也不由得不感慨伤情。此时的元夜,虽然繁华依旧,但是,“揭天鼓吹闹春风”的温情却不见了,留给她的只是泪眼哭湿的春衫双袖。这种无望的煎熬,直叫人柔肠寸断。与朱淑真热恋过的那位青年,许是慑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家长的阻挠,终因意志薄弱而被迫退缩,此后再不敢或不愿露面了。

对于昔梦的追怀,对于往日的恋情和心上人的思念,成了疗治眼前伤痛的药方。且看《江城子》词:

斜风细雨作春寒。对尊前,忆前欢。曾把梨花、寂寞泪阑干。芳草断烟南浦路,和别泪,看青山。昨宵结得梦夤缘。水云间,悄无言。争奈醒来,愁恨又依然。展转衾裯空懊恼,天易见,见伊难。

从眼前的孤苦,忆及当日两情相悦、恩爱绸缪的情景;再写到离别时的悲伤;最后因相思至极而梦中相会,醒来一片茫然,婉转缠绵,缱绻无尽,而结果是绝望、是怨恨:

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东君不为花为主,何似休生连理枝。

这里将矛头直指不合理的婚姻制度,责问它为什么要把不相配的人强扭在一起?在《黄花》一诗中,朱淑真借菊花言志,表达了自己绝不苟且求全的态度:“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

这在封建礼教森严的时代,同样是一种决不妥协的叛逆行为。她日益感到人事的无常和空虚。据当时人的记载,她“每到春时,下帏跌坐,人询之,则云:‘我不忍见春光也。’盖断肠人也”。

《减字木兰花·春怨》中是这样描述的:

独行独坐,独唱独酌还独卧。伫立伤神,无奈春寒着摸人。此情谁见,泪洗残妆无一半。愁病相仍,剔尽寒灯梦不成。

有宋一代,理学昌行,“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残酷教条,禁锢森严,社会舆论对于妇女思想生活的钳制越来越紧。当时,名门闺秀所受到的限制尤为严苛,“有女在堂,莫出闺庭。有客在户,莫出厅堂”;“莫窥外壁,莫出外庭。窥必掩面,出必藏形”。逼使闺中女子完全处于封闭、隔绝状态。

对于那些无耻的男人,不管你把形形色色的淫猥秽乱描写得多么不堪入目,依然难以穷尽他们的丑恶。而完全属于人情之常的妇女再嫁,却会招人咒骂,更不要说“偷情”“婚外恋”了。什么“桑间濮上之行”,什么“淫娃荡妇”,一切想得出来的恶词贬语,都会像一盆盆脏水全部泼在她们头上。

朱淑真作为一个爱恨激烈、自由奔放、浪漫娇痴的奇女子———据说她是那位理学大师朱熹老夫子的族侄女,居然造反造到尊亲的头顶上,全不把传统社会的一切规章礼法放在眼里,不仅毫无顾忌地去做了,而且还 以诗词为武器,向封建婚姻制度宣战,公开对抗传统道德的禁锢,热烈追求个人情爱与自我觉醒。其结局,不仅自身不见容于社会,遭迫害致死;而且,连累到那些掷地有声的诗词,它们也惨遭毁损,被付之一炬,致使“传唱而遗留者不过十之一”。

那首《生查子·元夕》词,竟至聚讼纷纭,从南宋一直闹到晚清。有的人把它作为“不贞”的罪证,对作者加以鞭挞,承认“词则佳矣”,但“岂良人家妇所宜邪”?有的人则出于善意,为了维护女诗人的“贞节”之名,说成是误收,而把它栽到大文豪欧阳修头上。

在纳妾、嫖妓风行的男权社会中,尽管欧阳修以道德文章命世,却没有任何人加以责怪。偏偏在一个女子身上就成了大逆不道,岂非咄咄怪事!

其实,《断肠诗词》原本是十分娴雅、优美的,完全不同于那些淫媟污秽、不堪入目的货色。但在那些道学先生眼中,却通通成了罪证,他们一色的道貌岸然,却一肚子男盗女娼,“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胳膊,立刻想到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了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唯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鲁迅语)。

也许正是有鉴于此吧,女诗人才写下那首反讽式的诗,以“自责”的形式谴责道学与礼教对女性的禁锢,抒发其感时伤世的愤慨之情:

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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