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辞官离齐,并非因待遇不厚,实因道不同不相为谋——齐宣王虽礼遇有加,却始终无意行仁政以安天下。

孟子在齐国,位尊禄厚,出入有礼,齐宣王亦屡示挽留之意。然孟子志不在钟鼎玉帛,而在“得君行道”,以仁义化民,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当齐宣王遣臣时子传话,愿赐宅邸、奉万钟以养其弟子,使其为国人矜式,孟子闻之,淡然答曰:“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此语如清泉击石,直指士人立身之本——非为利往,乃为道行。
士之出仕,如吕洞宾弃功名而求大道,非厌世也,乃知世间富贵如朝露,唯仁义可久长。昔张三丰隐武当,非避世,实待时;孟子去齐,亦非绝君,乃守道。所谓“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若义不可行,虽万钟弗顾。
孟子更借古市之喻,痛斥官场与商贾之“龙断”之习。古之市,以有易无,公平交易,有司治之。然有“贱丈夫”登高望远,欲尽揽市利,众人恶之,遂征其税。此即“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此言看似论商,实刺官场——如子叔疑者,己不得志,犹强推子弟为卿,垄断权位,岂非另一种“登龙断而圈利”?
《史记·货殖列传》有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然孟子所重者,非禁利,而在制衡。道家亦言:“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然无一恃势凌人、独占沧溟。市场如江湖,若一人欲控八面风涛,则众舟倾覆,终致自溺。
今观世事,垄断之患未减反增,或挟资本以扼民生,或凭权势以蔽贤路。孟子两千年前之警语,犹在耳畔:凡欲独占者,必为众弃;凡务仁政者,虽去犹存。
故孟子三宿于昼,迟迟其行,非恋齐土,实望宣王一悟。然王终溺于霸术,惑于功利,未肯舍“后宫之私”而行“不忍人之政”。于是浩然长往,归邹著书,传道授业。其去也,非逃世,乃守道;非弃君,乃全义。正如苏轼《赤壁赋》所叹:“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孟子所守者,非庙堂之位,乃天地之正气、人心之仁端。
后之览者,当知:士之去就,不在俸禄厚薄,而在道之行否。道行则留,道废则去——此非傲慢,实为对苍生最深之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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