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方军在安史之乱中力挽狂澜,最后为何会遭到唐王朝重点打击对象

朔方军在安史之乱中力挽狂澜，最终却遭唐廷重点打击，其根本原因在于：功高震主、尾大不掉，朝廷惧其再成藩镇之患。

力挽狂澜的边军

唐自立国以来，兵锋所指，四夷宾服。然盛极而衰，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举范阳之众南下，中原无备，潼关一溃，两京陷落，玄宗西狩，社稷几倾。值此危局，唯朔方一军，尚可倚仗。

《新唐书》有言：“唯倚朔方军为根本。”此非虚语。朔方军起于武后之世，本以御突厥、吐蕃为任，久历边塞，士卒精锐，将帅沉毅。及至肃宗即位于灵武，郭子仪、李光弼率朔方健儿，合安西、北庭残部，东向讨贼。收复两京，平定河朔，七年血战，终使唐室再延命脉。其功之巨，可谓再造乾坤。

昔吕洞宾尝言：“功成身退，天之道。”然世间事，往往功成而祸始。朔方军虽救国于水火，却也因此深植兵权于肘腋之间，令天子夜不安枕。

鸟尽弓藏的宿命

叛乱甫定，朝廷未及庆功，已思削权。郭子仪虽忠谨谦退，犹被夺兵柄；李光弼功高望重，竟郁郁而终。非二人有过，实因朔方之势太盛——节度使握兵十万，控地千里，粮饷自专，号令不出长安。此情此景，与安禄山昔日何异？

肃宗、代宗两朝，深鉴安史之祸，宁可自断臂膀，亦不敢养虎遗患。于是分朔方之地为数镇，割其兵员，徙其将领，更以宦官统领神策军，内制外藩。昔日平叛之柱石，转眼成朝廷眼中之芒刺。

更有甚者，安史虽平，藩镇遍地。河朔三镇桀骜不驯，而朔方地处西北，兵强马壮，若一旦生变，长安危矣。故朝廷宁负功臣，不冒再乱之险。此非无情，实乃乱世之不得已。

张三丰曾云：“刚强者易折，柔弱者长存。”朔方军刚猛果决，救国于危难，却不知韬光养晦，终陷功高不赏之局。观其兴衰，恰如苏轼《赤壁赋》所叹：“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历史之吊诡，正在于此：救国者反成防国之患，忠勇者竟为猜忌之靶。然细察之，非唐室薄情，实乃制度之弊、形势之迫。兵权不可久假于外，此自古帝王之戒。朔方军之命运，不过大唐由盛转衰之际，中央与地方权力重构之缩影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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