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康乾盛世”,不过是表面承平、内里衰微之局;相较明朝,其所谓“盛”者,多在疆土之广、人口之众,而不在民富国强、文教昌明。

世人常言康乾为盛世,然若细察民间生计,便知此“盛”字,水分颇重。明代虽有厂卫之弊、党争之患,然市井繁荣,商贾通达。万历年间,一两银可购米二石,小贩年入二十两,农户岁收六千斤粮,虽非豪富,亦可温饱自足。彼时江南织机声彻夜不息,徽商晋贾足迹遍天下,乃至远涉南洋,与西洋诸国互市。此非“资本主义萌芽”之象乎?
昔张三丰真人尝言:“治大国如烹小鲜,火候太过则焦,不及则生。”明人尚知藏富于民,故虽赋税不轻,而民间自有活水。反观清廷,行“重农抑商”之策,视工商为末业,士农工商之序,竟成桎梏。百姓唯知俯首耕田,不敢越雷池一步。纵有四库全书之纂、康熙字典之修,亦不过束之高阁,与黎民何干?
更可叹者,康乾之际,虽无大战乱,然文字狱频兴,思想钳制日严。吕洞宾曾点化世人:“心若牢笼,身虽自由,亦是囚徒。”清人之精神,早被“奴才”二字锁住。所谓盛世,不过是在沉默中苟延罢了。
论疆土,康乾确胜永乐。康熙平三藩、收台湾,乾隆定回部、控西藏,版图东至库页,西抵葱岭,北括漠北,南包琼崖,诚为历代所未有。人口亦由明末六千万增至三亿,看似国力鼎盛。
然疆广未必国强,人众未必民智。永乐之时,郑和七下西洋,宝船千艘,旌旗蔽日,所至番邦无不称臣纳贡。《明史》载:“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彼时中华,乃天下共仰之文明中心。而至乾隆朝,英使马戛尔尼来华,献火器、天文仪,清廷竟视若奇技淫巧,不屑一顾。闭关锁国,自诩“天朝上国”,实则已落后于世界大势。
文化之盛,不在藏书之多,而在思想之活。永乐修《大典》,集天下文献;康乾修《四库》,却毁禁书万卷。一为开源,一为塞流,高下立判。曹雪芹著《红楼梦》于乾隆之世,字字血泪,正因目睹“盛世”之下,礼崩乐坏、人心枯槁。此非盛世之哀歌乎?
昔苏子瞻游赤壁,叹曰:“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王朝兴替,亦如江上清风,山间明月。康乾之“盛”,看似巍峨,实则沙上之塔;明朝虽亡,其制度之创、思想之锐、商业之活,至今犹有余响。后人当思:所谓盛世,不在宫阙之高,而在闾阎之安;不在版图之广,而在人心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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