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衣节和寒食节相比,西夏人为何重视的是前者

西夏人重视寒衣节而非寒食节，盖因西北苦寒之地霜雪早至，寒衣节的送暖之俗直抵民生根本，而寒食禁火之习反成虚文。

寒衣节与寒食节虽仅一字之差，实则天壤之别。寒衣节定于农历十月初一，古称“祭祖节”，民间亦唤作“鬼头日”，乃我国三大鬼节之一。其源流最著者，当推孟姜女千里送寒衣之传说。孟姜女感时气转寒，亲赴长城寻夫赠衣，未料夫已殉身，遂抱遗物投海，其日恰为十月初一。后人感其情深，遂以是日焚纸衣、献祭品，遥寄寒暖。正如《诗经》所咏：“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此节暗合天时，提醒世人“添衣御寒”乃生存之要。

反观寒食节，原在清明前一两日，禁火冷食以悼介子推。春秋时晋文公为逼忠臣出山，纵火绵山，不意焚死介子推母子，遂立此节以彰其“忠君孝母”之德。然此节根植于中原温润之地，其禁火冷食之俗，实为儒家礼教所化，与西北苦寒之境格格不入。唐人韩翃诗云：“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此景岂是西夏“八月霜雪降”的边塞所能梦见？

寒衣暖身，寒食虚礼

西夏立国于西北，地近羌胡，气候殊异。史载其地“气候多寒，五月草始生，八月霜雪降”，霜雪早至，百姓终年与严寒搏斗。寒衣节正值十月初一，此时北风卷地，草木凋零，若不及时添衣，冻毙之患立至。故西夏人视此节为生死关头，家家户户焚纸衣、送寒裳，非为虚礼，实乃存身之需。昔年吕洞宾云游至贺兰山下，见牧民冻僵于雪野，慨然解袍相赠，后人传为“纯阳送暖”之典。此虽道家寓言，却道破西北寒苦——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然寒暖之需，胜过万卷经文。

寒食节则不然。此节本为纪念介子推而设，然西夏初兴时，佛学已成国教。李元昊建国，虽略采儒术，却斥“介子推”等中原典故为无稽。史册明载，西夏佛寺林立，僧众诵《金刚经》以度亡魂，岂肯效晋文公“禁火冷食”之迂礼？佛门重当下解脱，儒教尚往古忠魂，此文化之异，早定二节兴衰。及至西夏中后期汉化渐深，寒食节虽传入，然百姓仅视作清明踏青之附庸，远不及寒衣节关乎生死。

佛风道骨，寒地生根

西夏人独重寒衣节，更因道家修行故事暗合其心。张三丰曾言：“修道者当体天地之仁，寒者予衣，饥者予食。”西夏境内多有道观，每逢十月初一，道士常仿吕洞宾故事，施粥送袄于贫民。此风一盛，寒衣节遂从鬼神之祭，转为活人互助之节。反观寒食节，其源出儒家忠孝观，然西夏贵族多信密宗，视“禁火”为无谓苦行。曾有西夏僧录司奏章直言：“边塞霜重，冷食伤生，不如焚衣告慰先灵”，一语道破实用主义之选择。

再者，寒衣节习俗本就兼容并包。江苏人寒衣节食红豆饭以念放牛娃，西夏人则融合党项旧俗，以羊毛制“寒衣”祭祖。此节如张三丰太极之理——刚柔相济，随方就圆。而寒食节固守“冷食”一端，在“八月霜雪”的西夏，岂非自缚手脚？昔介子推焚身绵山，本为全孝，然西夏人观之，反觉其“舍生取义”不如“送衣存命”来得真切。

故寒衣节在西夏扎根，非偶然也。天时（早寒）、地利（西北）、人和（佛道交融），三者相激，使此节从中原边缘之俗，反成边塞生存之要。寒食节纵有唐诗咏叹，终难敌“添衣御寒”四字箴言。今观史册，方知民俗如流水，必择低洼而居；文化似草木，唯适寒暑而生。西夏人重寒衣而轻寒食，非不知礼，实乃天地不仁处，寸心自暖最堪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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