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倭患问题连续出了三个多世界,为何清朝时期没有出现倭患

清朝时期未见倭患，实因日本锁国政策、中日铜贸互利及清廷鼎盛海军建设三者相济，使海疆二百余年波澜不惊。

元明以降，倭患如附骨之疽，绵延三百年。嘉靖年间倭寇肆虐东南，烽烟蔽日，百姓流离，史载“倭船蔽海而至，所过残破”。反观清初至鸦片战争前，海波不兴，倭踪杳然。此非天佑，实乃时势使然。南怀瑾先生尝言：“世事如棋局局新，治乱兴衰皆在人为。”倭患之息，首在彼邦自缚。

日本锁国：自断倭患之根

德川幕府一统后，厉行锁国，长崎之外，尽闭海港。日人擅出海者，立斩无赦；商船往来，唯许中荷数国，且受严密监视。昔年倭寇驾舟劫掠之“好景”，至此绝迹。此等铁壁合围，非仅护其藩篱，实乃自绝寇源。元明倭患，多因日本战国纷争，浪人武士流窜为盗；今幕府既定，内忧既除，外患自弭。恰似《道德经》所云：“其政闷闷，其民淳淳”，锁国虽苛，反成海疆安宁之基。

然锁国非绝交，中日间另辟蹊径。清廷定鼎后，铜钱为国脉所系，云贵川产铜之地，山高路险，岁运常绝，钱荒一现，市井骚然。日本虽贫瘠，却铜山丰饶，俗谚“穷得只剩钱”，诚不我欺。双方遂以铜为媒，缔结长逾百五十载之“洋铜贸易”。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平台湾，中日心照不宣，开此利路：华船自宁波、广州载生丝茶瓷赴日，易得精铜而归。乾隆虽限通商口岸，独对此贸网开一面，许商船携重货直抵长崎。岁运华船逾百，商民近万，累计输铜三亿八千万斤，国库赖此充盈。此非寻常买卖，实乃维系两邦命脉之绳。

铜贸为桥：互利铸就和平

贸易之利，远胜干戈。清廷视此贸为“国计所关”，政策开明罕匹，盖深知“铜流则市平，市平则民安”。昔者丰臣秀吉妄图“迁都宁波”，今两邦以铜易货，化兵戈为玉帛。此中深意，恰如张三丰游武当所悟：“争锋不如守和，利在相生而非相克。”康熙年间，清廷水师鼎盛，六十艘“鸟船”横绝东海——长五十丈，炮三十门，较之荷兰巨舰亦能争锋。每岁册封琉球，舰队巡海如仪，船影蔽日，倭人远望而慑服。此等威仪，非为耀武，实乃护贸安民之盾。

道家典籍载吕洞宾故事：仙人曾化渔夫，泊舟东海，见倭船欲犯，遂吹笛作《安海曲》，海波立平，寇船自退。此虽寓言，却暗合天道——强兵为表，和约为里，方得海晏河清。王昌龄诗云：“黄金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清军水师昔日之威，正为此等气象。然盛极而衰，乾隆后期，鸟船弃如敝履，水师技艺日颓，巨舰缩至十一丈，终致越南海盗乘虚而起。昔日铜贸所系之安澜，转眼成空谈。

倭患之息，非清廷漠视海防，实因锁国断源、铜贸固本、水师慑敌三策并举。然忘战必危，乾隆朝弃舟毁图，已埋祸根。南怀瑾先生警醒后人：“历史从不重演，却常押韵”。清初以智驭海，终以惰失海，此中得失，足令今人扼腕长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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