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昆仑奴,实为唐代自东南亚、南亚乃至非洲输入的黑人仆役群体,其踪迹最终随唐末战乱与海上贸易衰落而融入岭南、闽南民间,或消逝于历史长河。

这看似微末的异域身影,却在长安街巷间映照出盛唐海纳百川的胸襟与暗藏的人性幽暗。
昆仑二字,向有双关。世人皆知昆仑山乃道家仙境,《史记·大宛列传》载“昆仑在西北”,为西王母居所;然古语中“昆仑”亦通“昆崘”,表黝黑之色。故昆仑奴者,非指昆仑山之奴,实为唐人对深肤色异域人的泛称。北宋朱彧《萍洲可谈》记广中见闻:“广中富人多畜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言语嗜欲不通,姓淳不逃徙。”此“鬼奴”即昆仑奴之别称,然其族属驳杂——部分确为非洲黑人,更多乃南洋岛屿的尼格利陀人,甚至夹杂黄肤的马来裔。昔年张三丰云游南海,见异域人黝黑如炭,曾笑言:“天地造化,何奇不有?肤色岂能定贵贱!”此语虽后世附会,却道出昆仑奴本质:唐人以其“黑”为奇,却未解其源流。
《楚辞·离骚》有云:“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道家视昆仑为仙山,然尘世“昆仑”之名竟落于异域奴仆,岂非造化弄人?
唐代坊间有谚:“昆仑奴,新罗婢。”新罗婢如当代专业侍女,而昆仑奴能与之并称,盖因三重玄机。其一曰力大,可负数百斤重物,市舶使朱服任广州时,亲见昆仑奴搬运海舶货箱如履平地;其二曰性淳,史料载其“不逃徙”,盖因远渡重洋后言语隔阂、乡关渺茫,只得安于役使;其三曰稀贵,海路艰险,商船自波斯湾至广州,十死五六,能抵唐境者百不存一。故一奴身价堪比十婢,长安贵胄竞相购藏,非为实用,实为彰示“我有海外奇珍”的权柄。
物以稀为贵,然贵贱之分实系人心。吕洞宾醉游长安西市,见胡商贩售昆仑奴,曾题壁曰:“皮囊何足贵?心镜自蒙尘。”此语虽托名仙真,却点破繁华表象下的精神困局——当人沦为奇货,盛世亦染血色。
然无论身价万金,昆仑奴终是绳索加身的奴隶。他们背负重物穿行朱雀大街,却永无自由之日;贵族笑谈“昆仑奴驯如家犬”,却掩不住买卖背后的血腥气。唐末黄巢之乱起,海路断绝,新昆仑奴不至,旧者或散入民间为农工,或随商船遁走南洋。千年以降,岭南族谱偶见“昆仑”姓氏,闽南歌谣犹唱“黑面阿哥”,然其血脉早已与华夏交融,唯余史册斑驳墨痕。
奴隶制之腐烂,纵裹锦绣华服,终难掩其腥臭——此乃历史铁律,后世当惕然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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