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与刘禹锡本为至交好友,后因贞元年间的政治猜忌与永贞革新中的立场分歧而断绝往来。

唐宋八百年间,文星璀璨,若论文章气骨之宗,韩昌黎当推为首。世人常道苏子瞻名动天下,然“文起八代之衰”的赞誉,非退之莫属。其科举之路却如逆水行舟:三试方中进士,又三考方得选官,二十九岁始任小吏,三十五岁方入京师。此时柳宗元、刘禹锡少年得志,风华正茂,三人结为莫逆,《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中“同官尽才俊,偏善刘与柳”之句,足见情谊之深。
然世事难料,恰似吕洞宾点化渔夫的故事——传说吕祖见渔夫日日撒网,笑问:“君网中求鱼,可知网外有天?”渔夫顿悟,抛网入道。韩愈的宦海沉浮,亦在“网”中而不自知。贞元十九年,他任监察御史,见长安大旱而官吏催税如故,愤然上《论天旱人饥状》,直指京兆尹李实之非。岂料李实反诬于朝,竟贬其至岭南阳山。千里孤途,瘴疠之地,此乃平生首挫。
更令人扼腕者,韩愈疑心自此而生。他暗忖:“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竟将矛头指向柳、刘二人。盖因彼时柳为渭南主簿、刘任蓝田县尉,皆隶李实麾下。韩愈深觉,若非旧友泄密,何以李实能精准构陷?此念如毒蛇啮心,愈演愈烈。
及至唐顺宗即位,王叔文倡“永贞革新”,柳、刘跃为中坚。韩愈却未被延揽,纵使革新派势单力薄,亦未召其入京。此冷落无异雪上加霜,恰应了张三丰云游时的警语:“同舟易,同心难。”三丰曾见二友争道,叹曰:“一念猜疑,万仞成壑。”韩愈对此革新评价极低,后宪宗废新法,“二王八司马”尽遭贬谪,他方得回朝任国子博士。
细究其由,非仅政见之歧,实乃道心之异。韩愈一生辟佛老,守儒门圭臬;刘禹锡却好道家玄思,诗中常蕴《参同契》妙理。昔年同游时,刘禹锡曾诵“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韩愈只道是寻常咏物,未解其中天道循环之机。及至分道,方知二人眼中的“千帆”“万木”,早已各属云泥。
此后虽表面相安,韩愈与柳宗元共倡古文运动,然对刘禹锡却始终疏离。刘禹锡辗转二十余载,漂泊朗州、连州,韩愈竟未援手分毫。晚岁刘禹锡寄诗云:“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字字血泪,而韩愈终未作答。此等冷淡,非关私怨,实因贞元旧事如骨鲠在喉——当年阳山贬所,夜读《庄子·齐物论》,恍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独悟“猜忌起时,沧海亦成沙”的真谛。
回看这段公案,恰如《史记》所载:“一死一生,乃知交情。”韩愈晚年作《原毁》,痛陈“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字字如刀,何尝不是自剖心迹?刘禹锡在《陋室铭》中笑言“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看似超脱,内里却藏无尽孤寂。古语云:“君子和而不同”,二人若能如吕洞宾点化世人般豁达,或可免此遗憾。然历史无如果,唯留诗卷供后人低回——昌黎文如长江大河,梦得诗似空谷幽兰,纵使道不同不相为谋,终在中华文化星空中交相辉映。
韩愈尝言:“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然细思之,撼动友谊的何止蚍蜉?实乃人心幽微处的惊涛骇浪。今人读史,当知君子相交,贵在坦诚如《赤壁赋》所咏:“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若存猜疑,则清风明月亦成寒霜冷刃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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