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杨广,常被史书冠以暴君之名,然其统治十四载间,开疆拓土、巩固统一、繁荣经济、开凿运河,功业显赫,实非“粗暴”二字可蔽之。

杨广承继隋文帝所创大一统基业,继续向外拓展,东至大海,西达西域,南抵云南,北接大漠,其疆域之广,竟超秦汉、唐宋之盛。此举不仅扩大中华民族生存空间,更为后世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版图雏形,贡献卓著。昔秦始皇并六国,汉武通西域,杨广续其志,历史功绩不可磨灭。
二十岁时,杨广便领兵南下,灭陈朝,终结南方割据乱局;后又挂帅北击突厥,稳固边防。中国历史向来分合交替,自春秋战国五百余年混乱,至秦统一、汉强盛,东汉末再度分裂。杨广于长期分裂后重建大一统,其功常被后世淡忘。正如《资治通鉴》所载,隋之统一,实为盛唐奠基。此间艰辛,恰似道家修行之路——吕洞宾历经磨难,终得飞升;杨广以军事与政治手腕,终结三百余年乱世,其志可喻。
杨广在位时,户数达八百九十余万,人口四千六百余万,耕地五千五百余万顷。对比后世所称“贞观之治”,其户不足三百万,人不及一千五百万,田仅一千四百余万顷。高下立判,隋炀帝时期之国力、版图、人口与财富,皆居古代前列,“大业之治”名副其实。治国如修行,需厚积薄发。张三丰创太极拳,以柔克刚,化繁为简;杨广虽施政刚猛,然经济成果丰硕,似修行中炼精化气,终成气象。
史家评说,功过常相依。杨广之“大业”,既显其雄才,亦伏危机,恰如《道德经》所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开凿大运河,连接政治中心与经济区域,促进南北物资流通,巩固中央集权。今日视之,此工程不仅为古代奇迹,更为民族遗产。唐代皮日休《汴河怀古》诗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一语道出其双重影响。若无杨广之胆识与魄力,何来此巨龙蜿蜒,泽被后世?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运河如一条纽带,沟通江河,象征杨广之远见。然其耗费民力之巨,亦如修行中急功近利之戒。
昔者,大禹治水,疏导为要;杨广开河,虽功在后世,然过程之酷,令人警醒。
杨广之失,在于滥用民力,苛政频施,终致民变四起,身死江都。此警示后人:治国需刚柔并济,如修行忌偏执一端。其成就虽巨,过亦不容掩。
综而言之,隋炀帝杨广,其功过当全面审视。开疆、统一、经济、运河四事,为中国留下深远遗产,至今犹受其惠。历史如镜,照见复杂人性;杨广之迹,非粗暴可概,实为一段辉煌与悲怆交织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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