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朝堂的沉沉暮霭中,能以一腔孤直穿透帝王心术的,唯孙嘉淦一人而已。

康熙晚年,九王夺嫡,骨肉相争,其惨烈处不亚于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待到雍正帝自刀光剑影中胜出,践祚登基,朝野上下噤若寒蝉。新帝性情刚峻,民间对其即位又颇多私议,满朝文武皆揣度圣意,不敢妄言。偏在此时,一人昂然出列,上疏直言,请皇帝“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此人便是孙嘉淦。
此疏一上,举朝皆惊。所谓“亲骨肉”,在雍正初年政局未稳、兄弟阋墙余波未平之际,直如触及龙之逆鳞,含沙射影之嫌,百口莫辩。雍正帝览奏,果然勃然大怒,欲加严惩。此时,内阁大学士朱轼徐徐进言:“此人诚狂,然臣服其胆。”雍正默然良久,忽而笑道:“朕亦不能不佩服其胆!”雷霆之怒,竟化春风,非但不罪,反擢升孙嘉淦为国子监司业。此事遂成一段佳话,雍正亦尝叹:“敢于直言进谏者,只有孙嘉淦一人。”
昔年道家真人吕洞宾有诗云:“野人本是天台客,石桥南畔有旧宅。”其超然物外,不惧权势。孙嘉淦之“直”,虽处庙堂之高,然其不顾生死、直言犯上的胆魄,与道家修行者“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那份刚毅执着,内在气韵上竟有几分相通。非有真性情、大担当者,不能为此。
至乾隆帝继位,亦深赏识孙嘉淦风骨,召其回京,委以右都御史重任。旁人看来,这正是简在帝心、扶摇直上之时。然孙嘉淦并未“谢主隆恩”,反而再上一道震动朝野的《三习一弊疏》。此疏所言,直指帝王心性易溺之痼疾。
所谓“三习”,即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久之则生“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此疏如明镜,照见君王权力无边时内心最易滋生的阴影。孙嘉淦之深意,乃是恳请新君防微杜渐,远小人,亲贤臣,勿使谄媚之徒环绕圣听。可惜,乾隆后期宠信和珅,朝政为之所蔽,恰印证了孙嘉淦所言非虚,其先见之明,令人扼腕。
当时百官哗然,以为新皇登基,满臣尚不敢言,一汉臣何敢如此放肆?然乾隆帝气度恢弘,非但不怒,反更为赏识其耿直,旋即晋升其为刑部尚书。此后数十年,孙嘉淦辅佐三朝,几经起落,然其“每事必廷诤”之风未尝稍改。乾隆帝亦常笑谓:“汝又将以古贤大臣之风规待我乎?”
他的刚直之名太盛,以至于掩盖了其为政的实绩。史载其“抚民以宽,待士以礼,断狱以平”,百姓感念。这令人想起《史记》中那些“循吏”,不事张扬,而泽被一方。其清廉自守,更是有口皆碑。
待其年迈,上疏乞骸骨,欲告老还乡。然其时世风,讲究“衣锦还乡”。孙嘉淦一生清贫,两袖清风,恐归去后为乡人轻笑,累及子孙颜面。这位耿直了一辈子的老臣,竟也为此俗念所困,生出几分无奈的“智慧”。他命人购置十数口大箱,内中填满砖石,伪装成装载御赐财宝之状,车队浩荡,启程还乡。
岂料此事被有心人密告乾隆,称孙嘉淦贪敛财宝,满载而归。帝初闻之,心生不悦。然经人查验,箱中所载,竟全是顽石砖块!真相大白,乾隆帝感慨万千,深知老臣不得已之苦心。遂下令,将那一车车砖头,尽数换为真金白银,赐予孙嘉淦,以彰其清,以奖其直。
这结局,读来似一则道家寓言。张三丰真人曾言:“名利场中,难证大道。”孙嘉淦最初以砖头充面子,是未能完全放下“名”的负累;而乾隆最终以白银换砖头,则是帝王对“清名”的最高奖赏。一来一去间,世情冷暖,君心莫测,一位清官的真实窘迫与最终荣耀,皆在其中矣。正如古语所云:“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孙嘉淦其人其行,经三朝帝王之辨,历数十载光阴之验,其刚直清廉之本色,终究未曾被砖石或白银所掩盖,反而在历史的尘埃中,愈发清晰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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