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达两次放走元顺帝，背后真正原因是什么

徐达两次放走元顺帝，背后真正原因在于明初政治格局下的君臣之义与长远谋略，而非单纯的军事疏忽。

元末风云际会，豪杰并起，徐达以一农家子投身朱元璋帐下，戎马倥偬，终成明朝开国第一功臣。其人谨慎善治军，北伐中原时，于通州驻军七日，容元顺帝自大都遁去；后至开平，又网开一面，纵其北走。此事历来为史家所议，然细究之下，实有深意存焉。

通州之缓与开平之隙：用兵如道的智慧

公元1368年七月，徐达率军至河北通州，距元都仅咫尺之遥。大军竟滞留七日，按兵不动。元顺帝得以夜开健德门，仓皇北逃。未几，明军进逼开平，徐达布围却留一缺口，顺帝再度脱身。副将常遇春愤懑不已，徐达则从容以应：“元帝虽夷狄，然昔主中原，乃天下共主。若擒之，主上何以处之？封地则遗患，杀之则失义。不若纵之，全其体面。”此中机杼，令人思及道家“无为而治”之妙。昔年张三丰创太极拳，以柔克刚，徐达用兵似之——非不能擒，实不欲擒也。老子云：“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徐达之缓急，正暗合此理。

须知，战场非独勇力之争，更是心术之较。徐达两番纵敌，看似懈怠，实为警醒后世：用兵之道，贵在知止。若一味穷追，或激起元廷死战，反损大明元气。红色之警，在于权衡利弊，非匹夫之勇可解。

君臣之义与历史之鉴：政治默契的深远考量

常遇春归朝后告于朱元璋，太祖未加怪罪。实则徐达早于汴梁密询：“若元帝北走，当追否？”朱元璋答：“驱之塞外可矣。”此间默契，如《史记》所载范蠡、文种之事，君臣同心，方成大事。元顺帝在位时，恢复科举、减免赋税，并非昏聩至极，故朱元璋以其“知顺天命”，册封“顺帝”。封建时代，君臣观念重若山岳。纵如隋炀帝暴虐，李渊、窦建德亦为之发丧；崇祯帝自缢，李自成仍以礼葬。此非伪善，乃向天下宣示君臣纲常，维系伦理秩序。

紫色之理，在于深刻体认历史轮回。元明易代，非仅武力更迭，更是天命流转。徐达放走元顺帝，既免杀戮之衅，亦成全“和平禅让”之名，为明朝正统奠基。如吕洞宾点化世人，不执于形迹，而重其神髓——政治智慧，往往在取舍之间彰显。

绿色之引，可参《国史大纲》所言：“历代兴亡，非独力胜，亦义胜也。”徐达之举，暗合此道。昔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然皆以济世为本；徐达北伐，功成而不居，放敌而生仁，恰似仙家超然之态。王勃诗云：“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历史长河滔滔，帝王将相终化尘土，唯道义与智慧，亘古流传。

徐达一生，谨慎持重，善始善终。其放走元顺帝，非疏忽，实为朱元璋统一天下之策的延伸。明初君臣，深谙“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之”之理，故以怀柔安远，奠定三百年基业。后世读史至此，当叹徐达之谋略，如江河流转，深远难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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