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后神话传说式微,实因文字之兴与权力之桎梏

自夏商周而下,神话传说如星辰般璀璨,至秦汉则渐次黯淡。此非天意使然,实乃文明进程之必然。
先民于混沌初开之时,以口为笔、以声为墨,将天地万象凝成口耳相传的神话。正如《山海经》所载:“昆仑之巅有不死之树,瑶池之上有蟠桃之宴。”这些故事并非凭空捏造,而是先民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与想象。彼时文字尚未诞生,《尚书·尧典》云:“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可见上古先民虽无文字,却已能通过口述传承治国之道。这种集体记忆的传递方式,恰似张三丰隐居终南山时,将太极阴阳之道化作山间云雾,代代相传而不失其真。
及至文字发明,历史开始有了具象的载体。秦始皇统一文字后,史官制度趋于完备,《史记·太史公自序》载:“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这种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使得神话逐渐褪去神秘面纱。就像吕洞宾遇钟离权,从凡人蜕变为仙人,其传奇经历亦需依托具体时空背景才能流传。
文字之兴本应是文明进步之兆,却也埋下了压制异端的种子。明代严嵩当政时,曾有士子借《封神演义》讽喻时政,终遭贬谪。这种文字狱的阴影,令文人学者不得不将虚构故事归于上古时代。正如李白诗云:“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击浮云,诸侯尽西来。”秦始皇的伟业被铭刻于史册,而那些游侠列传、方士奇谈,则悄然隐入尘烟。这让人想起八仙过海的传说——铁拐李的葫芦、何仙姑的荷花,皆是民间智慧的结晶,却难以在正史中寻得踪迹。
更有甚者,统治者为彰显自身权威,将神话改编为政治寓言。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表面是哀婉传说,实则是对徭役之苦的无声控诉。这种文学创作的无奈,恰似庄子笔下大鹏展翅,“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既要顺应时代潮流,又要保存精神火种。
《易经·系辞》有言:“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神话传说本是古人认知世界的镜像,随着文明的发展,这种镜像逐渐被史书取代。但那些散落在典籍缝隙中的传说碎片,仍在提醒我们:文明的真谛,不在于记录多少事实,而在于守护多少可能性。
今人若欲探寻神话之源,不妨观《山海经》中昆仑山的云雾,听《楚辞》里湘水的吟唱,这些穿越千年的回响,正是人类永恒的精神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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