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者之差,关键在吕雉、武则天以天下为公,运筹帷幄;慈禧则囿于私欲,守成不进,致国运天壤。

汉高祖崩后,匈奴冒顿单于致书吕雉,言辞轻佻,锋镝直指长安。时值汉初凋敝,民生未苏,吕雉不逞一时之忿,反以《道德经》“柔弱胜刚强”为心法,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她遣使向匈奴示好,以和亲缓兵,更以“年老色衰”婉拒情书,暗藏韬光养晦之谋。《史记·吕后本纪》有云:“天下初定,民疲于兵,无为而治,国乃安泰。”此间举措,使西汉国力渐复,为文景之治埋下伏笔。汉武帝承其遗泽,北击匈奴,终使“漠南无王庭”,实赖吕雉奠基之功。
武则天掌权,深谙“治大国若烹小鲜”之理。关陇门阀盘踞朝堂,寒门难进,她毅然革除旧制:罢黜长孙无忌、褚遂良等权贵,广开科举,殿试取士,编《姓氏录》明定“皇朝得五品者皆升士流”。《资治通鉴》称其“上承贞观,下启开元”,实非虚言。她任用酷吏肃贪,却非为虐,而为“安社稷,定人心”。开元年间,万邦来朝,杜甫诗叹:“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此盛景,早伏于武则天之手笔。昔张三丰论道:“不守其柔,何以成刚?”武则天之变,正以柔韧破旧局,终成盛世之基。
慈禧掌权,却奉行“保守治疗”,视变革如虎。洋务运动初兴,她疑而止之;戊戌变法方起,她悍然镇压。《清史稿》载其言:“祖宗之法不可变。”此语如枷锁,锁死大清生机。甲午战败,八国联军侵华,列强瓜分中国,民族危如累卵。慈禧非不思救,然私心蔽目,唯恐权柄旁落。其“保守”实为“自缚”,致国力日衰,终使大清如朽木倾颓。昔日吕洞宾点化世人:“守常易,变通难。”慈禧守常而忘变,岂非自掘坟墓?
观三者之异,吕雉以柔济刚,武则天以变求通,慈禧以守待亡。道家有言:“反者道之动。”掌权者若无“反者”之智,徒守一隅,则国运如沙漏,终将流尽。武则天曾题《腊日宣诏》:“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此等气象,岂是慈禧所能梦见?历史昭昭,警钟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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