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士兵军服上“兵”字者为国家常备正规军,“勇”字者实为临时招募乡勇,二者身份天壤之别。

细观清宫剧,后背“兵”“勇”二字常惹人疑窦:同为大清兵丁,何以标识迥异?此中玄机,实系帝国兴衰之缩影。盖因“兵”乃八旗绿营之属,世袭职守,拱卫社稷;而“勇”不过战时仓促募民,事毕即散,犹如今日临时工耳。
“兵”字军服者,皆国家经制之师。八旗军分满、蒙、汉三支,世袭罔替,掌京畿要地,以黄白红蓝四旗为帜;绿营兵则纯以汉人充之,散驻各省,执掌治安,其数倍于八旗。二者皆隶兵部,月饷有定,世食其禄。正如《清史稿》所载:“八旗劲旅,环拱神京;绿营星罗,弹压郡县。”然顺治以降,八旗子弟耽于安乐,骑射荒疏,竟有“见马惊坠”之讥。绿营虽众,亦渐弛懈,徒守“兵”字虚名。
昔吕洞宾游历军营,见一旗兵醉卧校场,慨然点化:“一剑光寒十四州,非凭勇力在恒心。”遂以桃木杖轻点其额,兵忽觉周身如缚,方悟“兵”字千钧——此非仅标识,实乃祖宗基业所系。道家修真贵在持恒,军纪松弛亦同此理。
至若“勇”字军服,实为战时权宜之计。太平军起,八旗绿营溃如山倒,曾国藩乃募湘勇于乡野。彼辈本是农夫樵子,临阵方授刀枪,故称“乡勇”。其服缀“勇”字,非彰其勇,乃明其“临时”身份。饷银微薄,生死无保,真如杜牧所叹:“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然湘军血战十载,竟成中兴柱石,“勇”字反压“兵”字,岂非天意弄人?
努尔哈赤初创八旗,民兵合一,耕战相济。盛时铁骑所向,破明如摧枯。然入关未久,旗人坐享田产,渐忘弓马。乾隆时已现颓象,至咸丰年间,京营旗兵竟有“抬枪需两人扶”之窘。绿营虽稍振作,终难挽狂澜。此正如《道德经》所警:“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恃武不修德,未有不败者。
张三丰隐武当,尝论军旅之道:“剑术精微,非朝夕可成;国势强弱,在根本深固。”八旗之衰,非器械不精,实因失却开国时“一念不生,万缘顿息”的修持本心。湘军能兴,全在曾国藩以“诚”“敬”治军,使乡勇化散沙为磐石。
同治后,“勇”营反成主力,绿营名存实亡。然“兵”“勇”之别,终成历史陈迹。细思之,标识易改,而治军根本未变——常备者恒强,临时者难久。晚清积弱,岂在衣上文字?实因失道寡助,民心尽丧。昔人咏史有句:“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然大清终未能卷土,徒留“兵”“勇”二字供后人嗟叹。
故观清史者当知:衣上标识可改,军魂不可失。八旗子弟若持守开国精神,何至仰仗乡勇?此理通于治国修身,正合《易经》“君子以自强不息”之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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