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的“逃户”问题是怎么回事宇文融解决此问题开启大唐盛世为何后世风评却很差

宇文融通过检括逃户政策解决了大唐的逃户问题，增加了国库收入，为开元盛世奠定基础，但因触动士大夫和地主利益，后世评价不佳。

逃户问题的根源

唐玄宗李隆基胸怀大志，欲效秦皇汉武，开疆拓土、兴修水利、封禅泰山，这一切都需银钱支撑。开元之初，玄宗虽崇尚节俭，但库府充盈的关键在于开源，即增加赋税。古代农业社会，人口多寡直接决定赋税多少。隋朝大业五年，人口达890万户；贞观时仅300万户；睿宗时增至600万户；开元末年，不到三十年便激增840万户，约4800万。增幅远超以往，难道玄宗朝的妇女都加班生子？实则不然，皆因玄宗将民间隐匿的逃户检括出来，多达80万户，完成此使命的正是能臣宇文融。

逃户问题源于均田制崩溃。均田制始于北魏，按人口授田，使流民得地，成为朝廷自耕农，赋税大增。隋末战乱，人口锐减，唐初尚可推行。然社会安定后，人口增长、官吏腐败，土地兼并日重。自耕农无田可耕，却需交税，不堪重负，纷纷隐匿荒地开垦，成逃户。朝廷赋税缩水，地主却坐收渔利。杜甫诗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此景正是社会不公的写照。道家传说，吕洞宾游历民间，见逃户躲藏，叹曰：“世道如棋，落子无悔，民生之艰，非一日之寒。”此言道出均田制衰微的根源。

宇文融的括户之策

开元初，宇文融仅八品县主簿，却敏锐发现逃户问题，上表玄宗，得赏识，升御史中丞，负责检括。他未用强制手段，而是缓施仁政：逃户若在期限内自首，可成编户齐民，不拘故里；前六年仅纳年税1500钱，余赋全免。此策一出，逃户欢欣，纷纷自首。大唐赋税大增，库府充盈，宇文融两度拜相，玄宗倚为股肱。此情此景，恰如张三丰故事所寓：“大道至简，惠民则兴；苛政如虎，逃户如潮。”宇文融以柔克刚，化解危机，为开元盛世铺路。

然而，宇文融虽功在社稷，后世风评却极差。《旧唐书》斥其“奸佞之辈，惟事悦人；聚敛之臣，无非害物”，《新唐书》更将其与杨国忠并提，诬为盘剥百姓之徒。究其原因，首在儒家思想作祟。士大夫以“为天地立心”为圭臬，视财政商贾为末技，宇文融理财之举，自然遭轻贱。次在利益冲突。时相张说乃文坛领袖，代表庶族地主，武则天时靠科举上位，兼并土地放任逃户。宇文融括户，护自耕农、增国赋，却伤地主之利，引张说等抵拒。朝堂之上，针锋相对，实乃权势之争，非关民生。李白诗叹：“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宇文融本欲济世，却成众矢之的，历史之笔，常由胜者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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