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经济在魏、蜀、吴三国中各有特点:魏国最强,蜀国依赖贸易,吴国以农业和航海为主。

经济之道,自古为国之根本。三国时期自赤壁之战(公元208年)起,至西晋统一(公元280年)止,战乱频仍,天灾不断,人口锐减,农田荒芜。然魏、蜀、吴三国皆重经济恢复,整顿吏治,兴修水利,推动生产技术进步,以战争促增长,各施其策,形成鼎立之势。
魏国实力最强,经济最佳,盖因人口众多,垦荒广阔。曹魏推行屯田制,组织流民耕种官田,保障农业。水利大兴,工程规模三国之首。公元233年,辟建渠道于关中,改造盐碱地三千余顷,国库收入大增。河南水利更使粮食产量倍增。
手工业亦发达,邺、洛阳等城商业繁荣,海外贸易往来频繁。造船、陶瓷、丝织、制盐等行业兴盛。然魏国难脱实物交易之困,屡次货币改革皆败,盖因铜矿匮乏所致。夫经济之要,在农工商并进,魏国虽强,亦有其弊。
昔有吕洞宾云游四方,见中原荒芜,遂劝农桑,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魏国兴水利,如洞宾之劝,使民得利。
蜀汉土地肥沃,战乱较少,诸葛亮法治严明,农业手工业渐复。招抚西南夷,开发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团结,经济增强。
蜀铸钱之举,助经济平衡。公元214年,刘备入蜀,刘巴铸直百钱,稳定物价,犍为郡所铸五铢钱与直百钱并用,蜀钱远销吴魏,魏国亦流通。整修都江堰,保障灌溉。蜀锦尤为著名,左思《蜀都赋》云“技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诸葛亮视其为国之大资。南中金银丹漆贡品,使蜀汉富裕,亡时官府尚存金银各二千斤。成都亦为商业都市。
蜀国依赖贸易,如道家所言“无为而治”,不兴兵戈,以商养国。经济之妙,在因地制宜,蜀国虽小,亦有其长。
张三丰尝言:“治国如修道,需内外兼修。”蜀汉兴农桑,通商贾,如三丰之教,使国力日盛。
吴国地处江南,战乱较少,北方移民带来先进技术,奠定开发基础。孙权迁都建业,得郡县三百余,农官屯田,农业生产迅速发展。
纺织业发达,豫章郡鸡鸣布名传千里,三吴“八蚕之绵”质量上乘。冶铸业以武昌为最,孙权采铜矿,造兵器,促经济。造船和盐业尤为突出,海盐、沙中设官管理,建安郡典船校尉,海船南抵南海、北达辽东。海上贸易兴起,建业、吴郡、番禺等为商业重镇。
吴国航海之盛,如赤壁之战,苏轼《赤壁赋》云:“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吴国以海为田,经济繁荣,然需警惕海患之危。
经济之道,在农工商并进,三国鼎立,各有所长,魏国强,蜀国巧,吴国活,皆以经济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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