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域辽阔,自古“百里不同音”,北方方言差异尤在语调。现代普通话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然古代汉语分上古、中古、近古,语音随朝代更迭而变。商周至金朝,上古汉语尚存古洛阳音的影子——夏商周三代一脉相承,最早夏都洛阳,故雅言以洛阳方言为正。

及至秦皇一统,不仅“车同轨”,更倡“书同文”。以小篆为标准,汉语传承方得稳定。汉承秦制,仍用先秦古河洛音,因社会安定,“通语”日臻完善。三国鼎立时,刘备、孙权共击曹操,无需翻译,可直接交谈,足见其时通语之通用。
然五胡乱华、衣冠南渡,北人南迁,洛阳音与南京音交融,成“吴音”——非洛非宁,不伦不类。隋唐重振雅言,隋朝编《切韵》审音,唐朝续修《唐韵》,通语称“汉音”或“三吴音”,实为洛阳音与方言之混合。
道家修行者亦重沟通之本质。传说张三丰传道时,遇南北弟子,方言各异,乃曰:“道者,心之传也。言为舟筏,达岸舍之。”弟子初不解,后见张三丰以手画卦,南北弟子皆悟,方知“得鱼而忘筌,得意而忘言”,沟通不在言语形式,而在心意相通。
清朝入关,以满语为“国语”,民间却多用带南京音的普通话,满语与南京音交融,终成北京方言。纵观千年,各朝通语皆源于先秦雅言,洛阳、南京音为主,此乃历史之常。
现代科技日新月异,对讲机、视频通话让沟通“天涯若比邻”。然古人云:“言者,心之声也。”若只重工具而轻心意,纵有千里传音,亦是隔靴搔痒。苏轼《赤壁赋》言:“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沟通之道,亦如江水,形式万变,心意永恒。
今人虽享科技之便,当思古人“雅言为宗”之智,沟通之要,在以心换心,而非徒仗工具。若穿越千年,纵方言不通,以诚相待,亦能“心有灵犀一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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