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心术,有时明知凶手是谁,却仍要装作视而不见,不过是为了权衡利弊、维系朝局罢了。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太子朱常洛居所闯入一名手持木棍的凶徒,直扑内殿,击伤守门太监,意欲行刺。这就是明史上著名的“梃击案”。
案发后朝廷震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司会审,很快查出凶手张差受郑贵妃宫中太监庞保、刘成指使。一切线索,直指后宫那位最得宠的妃子——郑贵妃。
朱常洛虽为皇长子,却非嫡出。其生母只是一名普通宫女,当年偶然被万历临幸而生下他。万历真正属意的继承人,是郑贵妃所生之子朱常洵。
因此太子常年受冷落,居所破败、护卫稀疏。反观郑贵妃之子,待遇优渥,备受呵护。她不止一次向皇帝抱怨:“何不立吾儿为太子?”
此番刺杀,虽证据确凿,万历却陷入两难。杀宠妃,于心不忍;纵凶徒,于礼法不容。皇帝最后选择“大事化小”,只将张差凌迟处死,庞保、刘成于狱中“病故”,未再深究。
正如《道德经》所言:“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帝王之心,幽深似海,看似包容,实藏机锋。
类似的故事,在崇祯朝之后再度上演。清初数十年间,各地屡现“朱三太子”起兵反清,令清廷寝食难安。
崇祯自缢煤山前,将三名皇子送出皇宫。其中最幼者朱慈焕,隐姓埋名数十载,晚年仍被卷入“反清复明”浪潮中,以七十五岁高龄被康熙下旨处决。
历史似是一面镜子,照见权力背后的孤独与残酷。不论是万历的假装不知,还是康熙的决绝肃清,无非都是为保江山稳固、朝堂平衡。
吕洞宾有诗云:“茫茫天地间,万法皆如幻。”权谋似棋局,生死如梦影。读史者能不惕然?
皇家事,从来不只是家事,更是天下事。假装不知,未必是真糊涂;彻查到底,也未必是真清明。一切,不过时也、势也、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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