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被判流放的时候，为何很少逃跑呢

古人流放不逃，实为权衡利弊之果。

一、赦免可期，流亡无路

流放虽苦，犹有生还之望。譬如宋时苏轼贬至海南，瘴疠之地，几近绝境，然未几逢徽宗大赦，终得北归。朝廷时有赦令，新帝登基、太子诞育、天象异变，皆可成赦由。徽宗一朝，大赦凡二十六次，近乎岁岁得宥。

若贸然逃亡，则罪加一等，永绝赦免之列。纵使苟活，亦成朝廷钦犯，终生隐姓埋名，惶惶不可终日。“一失足成千古恨”，非虚言也。

二、亲族牵绊，如山之重

古时宗族聚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倘流犯逃遁，官府必究其亲族。轻则罚银抵罪，重则连坐同刑。昔有吕洞宾度人济世之传说，然世间凡人，孰能割舍血脉之系？“父母在，不远游”，何况戴罪之身，焉敢以一家性命为赌注？

劳役官差亦非虚设，纵使遁走，文书必达州府。届时海捕文书四下张布，家人系狱，乡邻侧目——此间重压，非独身者可承。

三、天地险阻，遁者难生

流放之地，多为边陲绝域。岭南烟瘴，塞北风沙，山高水恶，兽猛人稀。欲逃者，或遁入深山，或投奔异邦，然二者皆存死劫。

道家有言“避世修真”，如张三丰隐于武当，吕洞宾游于终南，然皆乃自愿超脱。若流犯被迫匿于荒野，“饥吞野果，渴饮涧水”，猛虎毒虫伺于暗处，官兵巡哨布于要道——恐未得自由，先成孤魂。

昔曹操《蒿里行》写乱世之惨：“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逃亡之路，又何异于此？

故古人宁忍流放之苦，不蹈亡命之险。非无血性，实乃识时务、知轻重、畏天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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