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帝朱允炆削藩才导致靖难之役,朱允炆和朱棣到底谁做错了

建文帝削藩与靖难之役，非一人之过，实乃制度之困、时势之局。

削藩之急，失其道也

建文帝朱允炆继位之初，志在削藩，以固皇权。此心本无错——自古天子居九重，岂容诸侯拥兵自重？然其行之太急，操之太切，未循“徐徐图之”之道，反如烈火焚林，玉石俱焚。首削周王、齐王、湘王等，或废为庶人，或逼至自焚，宗亲震惧，人心离散。昔汉武帝行推恩令，分大国为小国，使诸侯自弱而不觉其削，此乃上策。允炆不取，徒恃君命，视诸叔如寇仇，忘却同宗一体之义。

《易》曰：“履霜，坚冰至。”祸患之生，常起于微末。允炆若能缓其势、柔其政，以恩义化之，何至于燕王举兵南下？

靖难非逆，亦非全正

燕王朱棣起兵，号“清君侧”，援引太祖遗训——“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此非虚言。盖朱元璋晚年尽诛功臣，蓝玉、李善长等宿将皆殁，致使建文朝中无大将可用。黄子澄、齐泰虽忠，然书生议兵，纸上谈兵，终致李景隆五十万大军溃于白沟河。朱棣非不知君臣之分，然身处危地，退则族灭，进或可存。此正如吕洞宾尝言：“顺则凡，逆则仙，只在中间颠倒颠。”乱世之中，进退皆险，非黑白可断。

张三丰真人有云：“刚柔相济，方为大道。”允炆纯用刚，棣纯用逆，皆失中和。然棣登基后，亦行削藩，废护卫，徙边王，使藩国空名而无实权，反成永乐之治。此非其初志，实势所迫也。

观史至此，当知：天下之事，不在谁对谁错，而在是否合乎时宜、顺乎人心。允炆守礼而失机，棣用兵而得位，然二者皆困于太祖所设之局——既授藩王兵权以御外侮，又恐其尾大不掉，遂令子孙自相残杀。此正如赤壁江上，苏子所叹：“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权力之河，滔滔不息，唯智者能驭其流，不为所溺。

故曰：削藩之策不可废，然其道贵缓、贵仁、贵谋。建文失之于急，成祖得之于势，然骨肉相残，社稷震荡，百姓流离，此非家国之福，实为制度之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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