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敢扣留楚怀王却不敢动赵惠文王,根源在国力强弱与准备是否充分。

战国之世,会盟本是诸侯间寻常事,然秦国两次会盟,结局却天差地别。公元前299年,秦昭襄王约楚怀王会于武关,楚怀王不顾昭睢、屈原苦谏,执意前往,竟被秦军扣留,终客死咸阳。而二十年后,秦赵渑池之会,秦昭襄王虽以强凌弱,胁迫赵惠文王鼓瑟,却被蔺相如以“请秦王击缶”怼回,最终赵王全身而退。
究其根本,国力衰盛乃第一要义。楚怀王赴会时,楚国已是“满目疮痍”:先有丹阳、蓝田之败,汉中之地尽失;后有垂沙之战,被齐、韩、魏、秦联军重创,兵力折损大半。《史记》载“楚国兵挫地削”,正是此时写照。秦昭襄王深知楚国“元气大伤,无力反扑”,故敢扣留楚王,毫无顾忌。
反观赵国,渑池会盟在公元前279年。彼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已近三十载,赵国“北却林胡、楼烦,西灭中山,拓地千里”,疆域直抵云中、九原,军力之强,连秦国也要忌惮三分。秦国对赵国实力尚无确切把握——后来震惊天下的阏与之战,还要在十年后才爆发。面对这样一个“未知而强盛”的对手,秦昭襄王岂敢轻举妄动?
会盟之地与后手准备,更是决定生死的关键。武关时为秦国疆域,楚怀王此行无异“羊入虎口”。更致命的是,他竟未做任何防备,天真地以为会盟仍是春秋时期“守信修礼”的旧制。殊不知战国之世,“兵戈不休,诈谋并起”,秦国早已将“盟誓”当作吞并他国的工具。
渑池之会则截然不同。渑池虽近秦国,却属韩国地界,韩魏素来“首鼠两端”,秦国不敢在此地妄动。更重要的是,赵国做了万全准备:蔺相如随侍左右,据理力争;大将廉颇则率精锐陈兵赵韩边境,严阵以待。《史记》明载“廉颇盛兵以待秦”,秦军若敢扣留赵王,廉颇大军即刻压境。这般“双保险”,让秦昭襄王虽怒却不敢发作。
道家故事里,吕洞宾曾以“点石成金”试弟子心性,弟子不要金子,却要“点金之指”,因其深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恰如赵国:备军在外,便是“点金之指”,让秦国不敢轻视;而楚怀王空手赴会,无异于只要“金子”却不要“指头”,终致大祸。战国乱世,从无“侥幸”二字,唯有“预则立,不预则废”的铁律。
楚怀王之死,赵王之生,恰如一面镜子,照出战国生存法则:国力是根基,准备是护盾。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叹“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楚怀王的悲剧,正在于未能看清“弱国无外交,无备必危亡”的至理。在那个“大争之世”,天真是最奢侈的弱点,唯有铁一般的实用主义,方能在刀光剑影中求得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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