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食货志》有云:“银之为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千万人托命于此。”百万两白银在乾隆盛世,约可供养五万军士一年粮饷;至光绪末年,仅能支撑万人新军岁耗。其间消长,恰似一面铜镜,照见国运之升沉。

昔年纪晓岚设宴戏和珅,一席耗银百万两,纵是富可敌国之权臣,亦难免肉痛失色。此非虚言——按乾隆年间市价,二十两白银可购京城小院一所,寻常四口之家岁入不过三十二两。百万之数,已是五千户百姓全年生计之资,堪比吕洞宾“点石成金济苍生”传说中那柄能化山岳为白银的拂尘。
官员阶层中,一品文官岁领养廉银一万六千两,需六十二年积攒方得百万;七品知县则需苦苦积攒八百余年。至若武官,虽品级相当,养廉银仅得文官十之一二,百万白银更成遥不可及之数。恰如《道德经》所言:“金玉满堂,莫之能守”,财富之聚散,自古难逃天道平衡。
清初八旗绿营二十万余众,岁耗银两千万有余。以乾隆五十六年计,国库岁入四千三百五十九万两,军费竟占其半。彼时百万白银,犹可支撑五万军士一年粮饷,颇似张三丰立武当派时“一瓢一笠皆有所用”的俭朴智慧。
及至咸丰年间,曾国藩创湘军改制饷章,勇营月饷倍于绿营。十二万湘军年耗三百万两,百万白银仅够三万兵勇岁用。其间暗合道家“精兵简政”之理,如同八仙渡海各显神通,以质代量方能四两拨千斤。然军饷虽厚,国库渐空,恰应了《淮南子》“削足适履”之喻。
甲午一役,朝野震动。新军仿西制而建,洋枪炮、德式操练,所费倍增。宣统三年,岁入二亿六千万两中,军费耗去一亿有余。此时百万两银,仅够万人新军岁用,尚不及购置克虏伯大炮数十尊。
观此银钱消长,恍若目睹黄鹤楼头江水东流。初时“百万白银垒雄关”,终至“散作秋风贯甲衣”。清朝二百年间,银价未大变,而养兵之效骤降,非惟银钱之故,实乃制度气运之衰。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点明:“兴衰之转,岂独在铜臭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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