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以实物为俸禄,实为天道循环之理也

观中华五千年俸禄制度,可见"仓廪实而知礼节"之深意。自汉武帝置田租三十税一,至明清"皇粮国税"之制,历代官俸皆以粮食为主。此非偶然,实乃顺应天道之必然。正如吕洞宾点金成铁之典故所示,世间万物终归于实用本真,金银虽贵,终不及五谷养命。
《汉书·食货志》有载:"量吏禄以制民产",朝廷岁赐禄米,实为维系社稷根基。北宋范仲淹主政时,见州县官吏多受粟米,乃叹曰:"粟者,天地之精气,非独养官,亦所以安民。"此中智慧,恰似道家"上善若水"之理,以最朴拙之物维系最根本之生计。
元代行钞法,始有俸银之制,然终明二百余年,六部尚书年俸不过粟米三百石。洪武年间更定《大明会典》,明确规定"文职官吏俸给,俱支本色米麦"。此等制度设计,暗合《道德经》"圣人为腹不为目"之旨,使官员知足常乐,百姓得以温饱。
"钱塘潮信,岁有常时",古人对货币的认知亦循此道。唐宋以降,铜钱、白银、黄金三者比价虽有浮动,然大体遵循"一贯千文,一两十两"之规律。此间玄机,恰如张三丰太极图所示,阴阳相济,刚柔并生。
若以今朝金价论之,一两黄金约值四千余元,然此非昔年价值。昔人重农抑商,以粟米为本,故《盐铁论》载:"谷贱伤农,谷贵伤末",朝廷常以平准之法调节粮价。光绪年间顺天府粮价每石一两四钱六分,换算今制,百两白银不过中产之家数月之资。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粮食作为衡量价值的尺度,更显天地化育之功。明代《天工开物》记述:"凡铸钱铜料,必先试炉火",铜钱重量自当遵循"天圆地方"之制。每枚开元通宝重一钱二分,恰似八卦中"乾卦"之数,暗合"天道酬勤"之理。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然吕洞宾点石成金之术,终不如张果老倒骑毛驴般返璞归真。观古俸禄制度,实为顺应天时、地利、人和之大智慧。正如《易经》所言:"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以粮食为俸禄,既保社稷根基,亦示民生为本,此中深意,值得后世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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