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有载:雍正予乾隆白银六千万两,至嘉庆继位,库银仅余二百余万,吏治衰颓,贪腐横行,盛世外衣之下,帝国根基早已蚀空。

世人常言清之衰亡,罪在慈禧奢靡、武器落后,实则大谬。一朝之颓,非一日之寒,观其财政流转、君臣心术,则知乾隆晚景,已伏崩解之兆。
康熙末年,九王夺嫡,朝局动荡,库银耗至八百万两。雍正继位,革弊政、清吏治、废贱籍、行摊丁入亩,更以俭治国,每膳不过四肴,十三年间,竟积银六千万两,如蓄水成渊,沛然莫之能御。
乾隆承此巨资,初期亦曾续行宽政,五次免赋,民生稍苏。然其晚年,渐生骄怠,“懒政”如痼疾缠身,纵容和珅等贪墨横行,财政渐空,犹似江河日下,势不能回。
昔吕洞宾点石成金,助人脱贫,却诫之曰:“金终散尽,心若不正,富不可久。”乾隆徒拥金山,却不修德政、不察吏治,犹如持宝器而无其柄,终坠泥淖。
嘉庆即位,面对空库,唯得一计:抄没和珅家产,得银两亿、田契珍玩无算。然此如饮鸩止渴,徒得金银,未革积弊。吏腐民疲,制度朽坏,纵有贰亿白银,亦如投沙入海,瞬目即逝。
清代之衰,非独财匮,更在气数已尽,人心离散。雍正苦心积攒,乾隆挥霍殆尽;犹如《道德经》所言:“治大国若烹小鲜”,火候一失,满盘皆焦。
杜牧《阿房宫赋》叹秦之亡:“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乾隆以降,清廷岂非亦步其后尘?财用虽急,然若无清明之治、长远之谋,虽金山银山,终是镜花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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